整飭吏治從古至今皆有。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領導集體對當下這次吏治整飭，明顯帶有新的歷史特征，即堅定地堅持標本兼治。一般來說，各個歷史階段的整飭吏治都具有階段性特征，治標意義多于治本。但此次不同，除以高壓態勢的反腐行動外，還有制度建設和官德政風建設。三位一體，齊頭并進，反映出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對黨負責、對歷史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的堅決態度、政治勇氣和領導智慧。中山市的全民修身行動與現實整飭吏治行動恰合，在兩個方面有理論上的關聯。

■全民修身行動關聯整飭吏治行動的邏輯推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中指出，“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又指出，“近年來我們黨內發生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性質非常惡劣，政治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心。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決不能手軟。”當下黨中央正進行著的反腐行動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整飭吏治的具體形式。整飭吏治的激烈形式即高壓態勢的反腐；而整飭吏治相對穩定、持續的形式則是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兩者一體并行，相得益彰。不過，在側重點上兩者還是有不同。

以高壓勢態反腐的吏治整飭運用外力而使有序；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則是立矩化心至謹慎恭肅，強調制度建設和官德政風建設。從效果上來說，前者具有震懾性，在于治標；后者具有穩定性，在于治本。從時間上來說，前者具有階段性，持續性有限；后者具有長期性，持續性強。從方式上來說，前者具有懲治性和清理性；后者具有訓導性、重構性和系統性。治標意義的高壓反腐之后，其實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還將繼續進行。只不過其形式會不同而已。所以有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永遠在路上”一說。后者持續下去的意義在于，不但前者的階段性成果可以鞏固，而且后者治本意義的制度建設、官德政風建設得以有載體形式繼續進行。

“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載體形式，筆者認為，將是地方黨委根據中央精神，創造性構建的、以制度建設和官德政風建設為核心的載體形式。中央以高壓勢態的反腐為制度建設、官德政風建設提供良好的大環境。各地方黨委最清楚本地的制度缺陷和公職人員的官德政風狀況、癥結以及當地的文化風俗；根據中央精神，最容易把握重點、找對切入點和方法。因地制宜，上下結合，地方黨委將成為除國家層面外的制度建設，尤其是官德政風建設的實際主導者。因此要求地方黨委必須富有歷史責任感、戰略智慧、創新能力和擔當勇氣。誰能站得高看得遠、能善用戰略思維、提前部署，誰就主動、就有可能取得歷史性功績。

中山市進行了三年的全民修身行動正巧迎合了這一時代大趨勢。全民修身行動所包含的內容不但與中央整飭吏治的要求一致；而且其形式與前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應該負有的使命實現形式恰合。中山市委這一極具前瞻性的戰略部署，無疑特別耀眼于時代前列，率先占據了歷史性的高位和主動地位。

■全民修身行動與整飭吏治在制度建設上的關聯

“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無疑是整飭吏治的延續，重在制度建設和官德政風建設。中山市的全民修身行動兼具二義。一體包涵于全民修身行動的范疇中，并且緊密結合。

薛曉峰書記在對全民修身行動的解析中指出，全民修身行動在內涵上，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兼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土香山文化；在工作重點上，推進“黨心”與“民心”同頻共振；在實際推進上，深入開展領導干部尚德養廉行動，以良好的黨風促政風帶民風；在具體措施上，一方面通過媒體宣傳全民修身，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加強硬件設施建設，針對不同群體分類別、分層面、分階段協調推進；在加強保障上，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發揮制度的規范和引導功能。全民修身行動的價值取向和方法論清晰明了。保障全民修身行動順利進行的小制度建設寓于應然，為宏觀面的大制度建設創造條件。

制度建設包括法律性制度建設和非法律性制度建設。一般的地級市黨委對法律性制度建設沒有主導性，但在非法律性制度建設方面大有作為。中山市委從實際出發，做自己能做的制度建設。

首先，完善任人唯賢的領導干部選拔機制。2011年中山市委公布的《關于開展全民修身行動的意見》（下稱《意見》）中指出，“堅持把干部的德行放在首要位置，選拔任用政治堅定、真才實學、實績突出、群眾公認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領才、以德潤才、德才兼備的用人導向。”這一環至關重要。大量的事實證明，官德政風不正的關鍵就是用人不正。中山市這一機制的健全必然深刻觸及干部的內心、沖擊已成慣性的思維，健康地引領官德政風。用制度機制把官德敗壞、作風不良的人堵在門外。示范效應不可低估。

第二，健全官德政風評價機制。《意見》指出，“建立健全公務員踐行文明行為遵守職業道德的考核、獎懲機制。”建立公職人員道德評價機制的關鍵就是建立道德獎懲機制，形成一套測評官員道德的有效機制，使得官員的道德能夠被量化，把這種量化了的官德與官員最為關心的事，如官員的升遷、收入等掛起鉤來。用這種抑惡揚善機制促使官德向正的方向發展。

如果將這種評價機制的規引作用與廉政文化建設聯系起來，廉政文化建設就容易多了。如果缺評價機制，導向功能無法輸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沒有標準、沒有定案、沒有內心的觸動，廉政文化建設和官德政風建設其實就是一句空話。一些領導干部至今還抱有嚴重的“官本位”思想，認為官是老爺，民是仆人，官欺民、民順官理所當然，致使官民關系顛倒，官德政風俱損。通過評價標準和評價機制的長期規引，這些思想將逐漸淡化，正向的官德政風將逐漸養成并內化。

第三，強化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制約。《意見》中指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領導干部腐敗瀆職的機會。”權力既要被監督，也要受制約。只有權力監督，而沒有權力制約，其實監督難也發揮應有的作用。監督分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體制內監督和體制外監督。《意見》宣言，“尊重和保障群眾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不斷拓寬監督渠道，提高監督效果。”也就是說，全民修身行動將外部監督和體制外監督也一并納入制度機制建設之中。這都是科學構建監督制度機制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山市人大常委會近三年來，已做了大量完善地方人大監督的制度機制建設。中山市委在《意見》中這些宣言，不僅難得，而且反映出主政者對權力結構認識的新高度。

■全民修身行動與整飭吏治在官德政風建設上的關聯

習近平同志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如果說高壓反腐的整飭更多的是使從政者“不敢”腐敗，那么前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制度建設則使從政者“不能”腐敗；官德政風建設終使從政者“不愿”腐敗。全民修身行動的實施兼負后面兩重使命，其戰略意義不可小覷。

《意見》明確宣言，“發揮領導干部修身表率作用。倡導領導干部在正人品、立官德、強黨性、樹形象上發揮帶頭作用，以為政者、管理者的修身帶動全民修身。”首先，全民修身行動所指的“全民”，并非指普通公民，而是中山市包括所有公職人員在內的全體公民。薛曉峰書記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全民要修身，干部要先行。”“黨員領導干部要成為全民修身行動的重點對象。”這一定位本身就已經把領導干部在內的所有公職人員納入了“民”之中，也就是說，全民修身行動沒有特殊公民。其次，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公職人員修身的作用和要求不一樣，作用是起“表率作用”；要求是“正人品、立官德、強黨性、樹形象”，是全方位的、立體的。薛曉峰書記進一步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引領，更加自覺地投身到全民修身的實踐中去，用實際行動為市民做表率。要自覺加強黨性鍛煉，堅持執政為民理念，滿腔熱忱、殫精竭慮地為老百姓謀利益、謀福祉。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

為政之德即官德，是領導干部政治素養、道德品行、思想作風、工作態度、廉潔理念等綜合凝練而成的品格、品性。為官之道，德在其首。《論語》記，“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官德不僅是檢驗領導干部素質高低的試金石，黨風政風的風向標，更是整個社會道德風尚的導向儀。政風其實就是民眾能感知到的官德。所謂“形象”就是官德外化為政風的具體表現形式。因此官德不是小節問題。但要立官德、正官德得從做人開始，人品正是立官德、正官德的前提、基本資格。不能想象，一個人品不正的人，官德會正；同樣道理，一個官德不正的黨員干部，黨性會強；人品不好、官德不正、黨性不強的黨員干部形象能好。人品不正官德正是裝的；官德不正黨性強是假的；黨性不強形象好是偽的；反之亦然。在我國特定的語境下，官德和黨性其實同一。只是黨性強調特定國情下官德的應然性和已然性。

綜述，官德政風建設至正心慎行、謹慎恭肅，在中山市全民修身行動目標里有充分的體現。中山市全民修身行動對領導干部這一要求，從邏輯的聯系來說，具有線型單向遞進關系，不能反推。因此正人品是基礎；樹形象必須以前三者為支撐，并且所有這些都在制度機制的保障和規范下養成。經過長期持續的引導，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官德政風其實慢慢就化文了、習慣了。（王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