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8年時間就公車改革建言，并率先自我改革，卻只影響到了“兩個半人”。葉青的遭遇令人同情的同時，也足以說明目前公車改革的困境之深。也可能有人據之將這種“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行動，看作是“茶杯里的風暴”。但筆者以為，在公車改革的大形勢裹足不前的境遇下，以減少浪費為宗旨的“葉青之政”雖然只能每年“減少8萬塊錢”，雖然還不能起到規模效應，但這種理念和大膽實踐，實在不能淹沒在責全求備的非議之中。至少，對于葉青個人而言，他做到了最好。

無論是昆明啟動“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專用卡定額包干管理”試點，廣州的公車有償使用，還是重慶榮昌縣的公車標簽，雖然都未引起廣泛認同，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反映出，公車改革之急迫和各地方的努力。事實上，對于公車改革這一系統工作，要做到全國一盤棋在目前的形勢下，困難顯而易見。由此，更能明確反映出各地實際環境差異地方之政，未嘗不是一種可供借鑒和參考的形式。

能否減少公務用車的財政消耗，應該成為公車改革成效的最核心衡量標準之一。而葉青之政的最大意義，就是莫過于為公車改革提供了上述制度設計上的目標理念。同時，也昭示出地方先行的改革方向的可能。（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