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些城市為了治堵紛紛推出拍車牌、限車號政策的時候，廣州出了一個招兒——政府公車周末使用收費，據說還要為公車裝上衛星定位裝置。此招一出，公眾紛紛叫好，稱其為防腐治堵的高招。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公車改革的聲音就一直沒有間斷過，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每當探討起公車改革時，總在苦惱于法無據，沒有清晰明確的法律規范能夠作為治理公車腐敗、防止公車私用的依據。

事實上，早在1989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共同下發了《關于中央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其中第六條明確指出：堅持因私用車收費制度，所有機關干部和職工均不得用公車辦私事，遇有特殊情況必須用車的，一律按規定收費；各部門都要嚴格執行統一規定的專車使用登記和因私用車收費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明確的下位法進一步細化落實，公車改革步履遲緩。

曾經有地方嘗試借鑒外國治理公車腐敗的經驗，一律取消公車，轉而實行發放交通補貼，補貼數額根據公務員職級大小不同差別巨大，有的地方官員一個月的交通補貼就有數千元。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公眾的廣泛質疑，公車本來就是一種“給予”性質的政策，而發給補貼更是帶有明顯“給予”性質的措施，以補貼替公車并沒有從本質上改變這種狀態，也沒有真正動搖潛在的經濟利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