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軍平

“言如其人”，陳忠實是典型的關中漢子，說話操一口濃重的關中方言，我雖然至今未能親謀其面，親聆其聲，但從方方面面的角度都比較清晰的了解了我敬仰的這位陜西作家，有一次，在某個省級馳名的報紙上，我沒有想到自己的一篇文章竟然和他的文章在一個版面上，這讓我更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陳忠實是樸實的，也是深刻的，就如他那溝壑縱橫的卻不失堅毅的臉一樣。他那飽經(jīng)風霜的臉總讓人能想起能耐得住大苦大難的秦川人民；而厚重的《白鹿原》的出版，也顯示了他的秦人的那一種堅毅本色。記得當《白鹿原》出版后，陳忠實在序言里提到了一位讀者的來信，那位讀者的意思大概是說我想寫這一本書的人一定累的滿頭白發(fā)了，不知自己記的準確不準確，好像是這一方面的意思，而陳忠實在敘述中是把它作為一種調(diào)侃的佐料的，這也足見出完成這一本巨著的不易。“這次豁出去了，如果還弄不成，就回家養(yǎng)雞去。”這是陳忠實給妻子撂下的一句話，那一種寫《白鹿原》的決絕，“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的豪氣，至今讓人讀起來總感覺親切感人，沒有豪言壯語，很結實的一句話，很實實在在的一句話，就像我身邊的陜西鄉(xiāng)黨一樣，說話從不文鄒鄒，吞吞吐吐，細聲細氣，而是有著西北人的那一種剛強和豪爽。

“你哪天也弄個硬的，弄個枕頭出來。”這個話是來自陳忠實的典故。為了完成一部堪稱為“一個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當枕頭用的大書，陳忠實下了功夫，而他下的功夫也沒有白費。陳忠實因為《白鹿原》而出名，《白鹿原》面世的時間大約是公元一九九三年上半年，與之幾乎同時面世的還有高建群的《最后一個匈奴》，賈平凹的《廢都》，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熱愛命運》。

我清晰地記得當時的《陜西日報》大幅報道了這一新聞，新聞的標題是《陜軍東征，“火爆京城”》，而當時的我還在某基層學校，由于平時非常關注《秦嶺》副刊，看到這樣的一條重要新聞，一時和同行們爭著傳閱。現(xiàn)在，“陜軍東征”那件事幾乎快過去了二十年，若不是愛好上了文學，也許我和所有的人一樣都不會再提起那件事。

記的妻子后來看到本書時，看到《白鹿原》的封面人物，說了一句很實在的話，“這個人像我爺”，是的，我也有這種感覺，《白鹿原》的故事演繹的是關中這塊土地百年的歷史變遷，書中刻畫的那一位拄著拐杖臉上刻滿皺紋的白嘉軒老人形象實在這塊厚實的土地上不難找到的。當我打開《白鹿原》的扉頁時，看到的是作者那布滿皺紋的溝壑縱橫的臉，猶似充滿神奇色彩的白鹿原一樣。肖像的下一頁是簡單的一句話“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落款是巴爾扎克。我知道巴爾扎克是十九世紀批判法國現(xiàn)實主義的杰出大師，引用這一句話看來如同找到了一個杰出的導游一樣，瞬間，把人的好奇心激發(fā)了起來。接著不用詳細介紹，就是一個接著一個的離奇故事，充滿了神秘，怪異，緊緊吸引著我讀下去，也同樣吸引著熱愛文學的人讀下去。

陳忠實的文筆和構思與路遙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陳忠實可以說是儒道相濟，奇正結合，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和偉大的浪漫主義互相運用，是關中這塊土地厚實的傳統(tǒng)文化和神秘的秦嶺文化的有機結合。而路遙呢，是純粹的儒，偏于正統(tǒng)，是典型的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這種差異大概也是由于兩人寫作的題材不同。路遙著重寫作的是當代社會現(xiàn)實性的東西，大膽夸張，荒誕性的構思受到一定的影響，制約著文章的張力；而陳忠實就不同了，由于寫作的年代跨度大，作者就能夠馳騁開想象的翅膀，大膽運用拉美魔幻荒誕的藝術技巧進行大膽的構思，這使的這部小說充滿了瑰麗性的色彩，充滿了誘惑人的磁力，加上陳忠實的小說語言有著土地般的淳樸和瑰麗，因而語言立體感很強。于是，在“東征”的五部小說里可以說是最受讀者歡迎的。也因為這一部小說的神奇，緊跟著白鹿原——陳忠實生活的故土，小說創(chuàng)造的典型環(huán)境——也漸漸成為人們茶余飯后關注的焦點。白鹿原位于故都西安附近，沿秦嶺山下順勢擺開，由于依山托嶺，望之蔚然，倒有幾分神奇色彩，再加上陳忠實的藝術的巧手精心點化，于是，這塊故土也成為了一塊豐厚的人文景觀。

《白鹿原》的另一個利好的消息是贏得了第四屆（1989年—1994年）茅盾文學獎，這也應該是眾望所歸的事情。雖然在《白鹿原》之后，陳忠實還繼續(xù)出版了他以前的小說，但無論怎么樣，都是無法與《白鹿原》相媲美的。也許正如陳忠實所言，這是一本死后可以當做枕頭枕的書，而這本書，也熔鑄了他將近二十年的心血，真可謂“字字看來皆是血，廿年辛苦不尋常”啊。

眼下，據(jù)說電視連續(xù)劇《白鹿原》正在瀕臨黃河具有豐厚的人文底蘊的渭北合陽某地拍攝，而此地也正好距離我的家鄉(xiāng)不遠，心里期待著這一部巨著能很快上視，也期待著再一次卷起閱讀《白鹿原》的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