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舅是個“苦孩子”。

五舅兄弟、姐妹較多，他是家么寶，按常理受到的呵護應該是最多的。不幸的是那困頓的歲月，五舅家有一個“親戚”是國民黨軍統的要員，橫行于國內，喪盡了眾多的天良后隨蔣介石敗逃于臺灣，把一切糜爛的后果留給他的親人“品嘗”。有這一樣差的“光環”，五舅上學、工作、生活由此前途未卜了。每到人生的重要驛站，海外關系猶如一柄利劍，劍刺于他的雙腳前，讓充滿朝陽的五舅俯首稱“臣”。五舅沒有選擇，認命嗎？日久的磨煉，他依然堅強。無論是下放鄉鎮還是到工廠上班，五舅都是從最基層的崗位、最邋遢的工作干起，用數倍于同行的辛苦和汗水甚至鮮血換取尊嚴和收獲。工作的快樂在勤中尋找，學習的機會從自學中獲取。

下放進城后，五舅選擇了縣城一家不起眼的塑料制品廠，從學徒工起步，苦苦的鉆研，數年的艱辛和付出之后，他熟練地掌握了塑料模具設計、制造和設備調試安裝的核心技術，不但成了廠里的技術骨干和業務領導，也成了遠近同行的技術名人。

然而，滄桑的苦難依舊陰魂不散，尾隨五舅。進入八十年代末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民營經濟的崛起，五舅工作的這家集體企業日漸衰落。生產、管理、市場營銷尤如一位耄耋老人，躊躊跺跺了。五舅是雙職工，企業的困頓頓時讓他們的日常收支捉襟見肘，但剛毅的五舅很少在我們面前提及，但生活的壓力是無法回避的。孩子在讀初中，父親年逾古稀，愛人也面臨下崗的危機。無奈之下只有選擇拼搏。當時，香港的塑料制造大亨華昌公司在尼日利亞的卡諾剛設立了一個分廠，來內地招聘技術人才。一個合同期一年半，月薪500美元，還有數量不等的獎金。500美元相當于他當時一年的收獲，待遇是誘人的。但資本家總歸是資本家，500美元月薪的背后意味著什么？從五舅的來信中，我們感受到了那悲慟的思潮在涌動。

尼日利亞是個熱帶季風氣候的國家，高溫多雨。全年僅有旱季和雨季兩季。旱季較渴，氣溫高達近40度，雨季陰濕、悶燥。卡諾又是一個偏居南非一隅的小城市，語言不通，難以融入當地的生活，那種孤獨氛圍，我是多年后獨身西藏高原工作時才有了深深的體會。好在五舅是個足球迷，尼日利亞是個體育強國，足球運動十分普及，不多的業余時間，觀看體育節目成了五舅消解思鄉之切的最佳的選擇，再者就是與家人書信往來。然而那坎坷不堪的通訊渠道，只能偶爾給予五舅些許的快樂。

自此，每當夜深人靜，我們正準備休息時，身在異國他鄉的五舅正在酷熱的操作著機器，這七、八個小時的時差為我留下了思索的空間，這空間里飄逸著濕潤的氣息，浸潤著我的周身，侵蝕著我的神往，令我時常難以入眠。于是，我的雙耳緊側，聆聽著我的書房，那幾封五舅的來信里，似乎有異國機器的轟鳴聲傳來，時斷時續，經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