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接二連三，虛假訴訟層出不窮，甚至連政府機關也“朝令夕改”……當下，“信用貧困”現象已經蔓延到社會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形成誰也不敢相信誰的尷尬局面。

一系列數據表明，我國的社會誠信問題越發嚴重。上海市社科院2011年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有90.2%的人認為誠實守信會“吃虧”；同期上海另一項調查顯示，部分青少年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時強調實惠實用，道德界限模糊不清；中國社科院近年開展的調查顯示，約70%的中國人不信任陌生人。

人人畏我我畏人人

如今，在大學、中學乃至小學，考試作弊的現象已不鮮見。而在今年6月的湖北鐘祥三中考點，因異地來的老師監考嚴、作弊信號被屏蔽等原因，許多計劃作弊的學生作弊失敗，致使部分學生“惱羞成怒”，出現圍攻監考老師的舉動。“失信者”之強勢、之理直氣壯令人驚嘆。

近年來，以“殺人游戲”“狼人殺”“風聲”為代表的說謊類游戲日益流行，某著名衛視還推出了比賽說謊的娛樂節目，在這些游戲和節目里，撒謊撒得好、撒得“滴水不漏”已經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能力。

有專家指出，很多民眾反感不誠信，但又多不愿站到道德高地，社會有陷入信任“囚徒困境”之憂。在周圍都失信的情況下，信守承諾、堅守道德底線的單位和個人，不僅同盟者越來越少，關注、理解和贊同的聲音也日漸式微。當堅守誠信被視為“犯傻”、“另類”后，守信只能淪為一座座“道德孤島”。

上海社科院社會研究所副所長陸小文說，大家都不講誠信，就只能以不誠信去對待不誠信。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最終的結果就是人人自危。姜農不吃姜，卻去賣“毒生姜”；奶農不喝奶，卻將低質量的奶賣給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都不信、好壞都不信的“塔西佗陷阱”正逐漸顯現。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說，當社會主體公信力喪失時，無論做好事還是壞事、說真話還是假話，都會被人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近些年，惡劣失信行為頻繁沖擊道德底線，導致社會思維開始形成“什么都不信、好壞都不信”的定勢。

湖南師范大學人文社會學教授范平華指出，在當今社會，一些人對利益不擇手段地追逐，甚至以踐踏他人的幸福來滿足私欲，會導致社會道德觀、價值觀的沉淪，容易導致一些民眾感到生活在一個沒有信任、謊言充斥、沒有安全保障的大環境中。這種情緒一旦蔓延，后果非常嚴重。

“灰色中介”推波助瀾

在各類失信活動中，經常有大量中介組織參與其中。這些“灰色中介”對社會生活的深度介入，造成“失信得利、守信吃虧”的尷尬局面，為社會失信推波助瀾。

在百度輸入“發表論文”關鍵字，可搜出兩千多萬條搜索結果，第一頁的搜索結果幾乎全部都是代發論文的中介組織。有些中介組織的網頁上赫然顯示“渠道成熟”、“論文100%錄用”、“先發表后付費”等字樣。

一名論文中介透露，他們有成熟的渠道，可以搞定各個級別的期刊，如果用戶手頭沒有現成的論文，他們還可以代寫，但需另外收費。該中介表示，每年教師評職稱、學生評優秀都會找他們發大量論文，只要不是寫得實在太差都能發出來，所發期刊的級別不在于論文質量，而是在于出價高低。

每到英語四六級考試、計算機二級考試的“考試季”，許多高校都會“涌現”寫著“四六級答案”“計算機二級答案”的小廣告；到了司法考試前后，“考前賣押題，臨考賣答案，考后改分數”的“一條龍服務”就會在許多高校出現。

在計算機二級考試時買過答案的小張說，“有些中介真能弄到答案，有的則是騙人的。像計算機二級這種大型考試，同學之間往往不敢互相幫助，中介的出現極大便利了作弊。”

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涉及政府職能的領域，“灰中介”也在積極發揮作用，成為權力尋租的平臺。甚至有些正規中介的人員，在利益的誘惑下，也成為“灰色中介”的一分子。

北京某房地產中介經紀人王先生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其在“國五條”出臺前曾經手一單交易，按照當時的規定，稅費是30萬元，在“國五條”出臺后，稅費一下子上升到60萬元，買賣雙方都不能接受。他們向買方索取30萬元后，拿十幾萬元用于買通法院工作人員，通過法院判決的形式將房產判給賣方，為買方省下了三十萬稅費，自己則將剩余的“經費”收入囊中。

“灰色中介”的猖獗，極大惡化了社會風氣。北京某高校畢業生小林告訴記者，自己班上有一個幾乎不上課的同學，因為找中介買了答案，英語六級考試考了非常高的分數，令很多勤奮學習的同學頓感吃虧；而許多同學努力學習也沒考上研究生，有的同學卻因為找中介發了幾篇論文，就因“學術能力突出”被保了研。這些事情令大家感到非常不公，也惡化了學校的風氣，很多學生開始以這些“聰明同學”為榜樣。

部分政府機關成失信“壞榜樣”

由于部分政府機關“朝令夕改“先否后認”等現象頻頻出現，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正在不斷加深，更使政府成為社會失信的“壞榜樣”。

今年8月，有網民在微博上發帖稱“在寧夏中衛市海原縣，交警查車罰款、動手打人”，而海原縣公安局先回應稱“無中生有”，在爆料人上傳視頻后才承認“有過激行為”；今年5月，有網民稱“鄭州夜店打字幕歡迎項城田局長”，而項城市相關部門則這可能是一場惡作劇，也可能是酒吧在炒作，最終調查結果卻是事件主角為項城市工商局副局長田洪志，當事人被免職；去年12月，有公眾實名舉報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多種問題，也遭到能源局第一時間回應稱“純屬污蔑造謠”。然而前不久，劉鐵男已被開黨籍。

類似如此“沒有視頻就不承認”“遇到事情否認成習慣”的事件在近段時間頻頻出現，再加上不少地方存在的規劃短視、隨意拆除新建筑等朝令夕改的現象，這些“言而無信”的政府失信行為已經嚴重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政府陷入了“不說被質疑、說了沒人信”的尷尬境地。

“官方的三緘其口或先否后認，折損了其公信力，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漠視，這加重了輿論的質疑和拷問。”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沈陽說。

沈陽認為，長期以來的信任透支，已經讓公眾對政府部門產生了普遍質疑的態度，而不及時公開信息，和仇官、質疑等心態的雙重作用，導致了“謠言滿天飛、質疑動動嘴、辟謠跑斷腿”的現狀，這對政府公信力造成的次生傷害遠遠超過問題本身。政府機關不帶頭講誠信，又如何要求老百姓講誠信？

政府機關帶頭不講誠信，正面典型沒人信，負面典型滿天飛，社會誠信的輿論也在逐漸惡化。

天津理工大學黨委學生工作部部長張繼東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大家受網絡輿論的影響較大。許多網絡媒體在追求點擊量和影響力的同時，忽視社會責任，大肆炒作負面案例，最終形成負面教育。

“今天有人扶老人被訛詐了，明天小孩兒被陌生人挖眼了，今天好心小姑娘被孕婦害死了，明天有醫生倒賣嬰兒了，打開網頁，十個新聞有六七個都是負面的，整天看這種新聞誰還敢相信別人？”張繼東說。

司法公信不被信

司法公信是社會誠信體系的重要組成，擔負著“兜底”作用。而當“信用貧困”在社會誠信的各個領域蔓延時，司法公信也很難獨善其身。這種情況下，社會誠信又有誰來兜底？

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院長馬賢興介紹，近幾年，利用訴訟的“游戲規則”或法律的空白與漏洞，用虛構的事實或者不真實的證據，通過合法訴訟形式謀取不正當利益，這種俗稱打“假官司”的虛假訴訟不斷增多。具體包括偽造、變造虛假訴訟材料，提供虛假證據；轉移財產、轉移居所、虛構債券債務等規避執行；個別中介機構違反執業規程，提供虛假信息資料，出具虛假驗資報告等。

2011年以來，江蘇省檢察機關監督虛假訴訟案件1563件，涉案金額達3.9億元，借貸糾紛、離婚涉財、房地產權屬糾紛案件成虛假訴訟高發區。

去年6月，江蘇昆山人余某向朋友徐某借款20萬元，需要抵押物。雙方便找到法院書記員王某幫忙，炮制了一起虛假訴訟，將余某的房屋查封并作為還款保證。案發后檢察機關查明，王某不止一次搞虛假訴訟。在參與訴前調解工作中，他徇私情、牟私利，違反規定擅自受理徐某與他人民間借貸、房屋買賣等糾紛案件12件，涉案金額高達7500多萬元。“法院工作人員參與虛假訴訟，極大地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徐安說。

與虛假訴訟相比，惡意訴訟多表現為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主要表現為隨意起訴，一事多訴；隨意進行財產和證據保全申請；多次異議、不合理多次申請鑒定、調查、調取證據，造成審限延長等，損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當事人合法權益。

“除了虛假訴訟和惡意訴訟外，群眾對司法不公的反映也尤其強烈。”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牟憲魁說，這三種現象已經成為影響司法公信的三大“毒瘤”。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目的是能夠得到公正的處理。但有的法官枉法裁判、徇私矯情，為私利偏袒一方當事人，甚至有的法官向當事人索取財物。群眾潛意識里就會認為，打官司成了“打關系、打金錢”，使司法公信逐漸喪失根基和生命力。

江蘇省睢寧縣人民法院院長李勇介紹，目前司法信用缺失主要表現為司法效率信用缺失，案件審理期限過長，12個月以上結案，甚至更長時間結案的現象一直長期存在。執行案件，有的長達十幾年不能執結。

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邢樹奎說，法院執行難已成為公認的“老大難”，人難找、錢難查、措施難執行，導致司法權威受到削弱，社會公信力嚴重下降。

同時，裁判效力信用也面臨嚴峻挑戰。《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目前各級法院受理的再審案件呈逐年增多態勢。牟憲魁說，案件屢判屢改已成為司法信用缺失的一個重要表現，一起生效判決可由多種理由、多種方式、多種主體、多次提起再審程序，不僅造成國家、社會和當事人訴訟成本的重復支出，導致申訴和上訪多發，而且從公眾的信仰體系中徹底毀棄了司法本來應有的尊嚴、信譽和權威。

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萬國華說，當前司法“信任危機”已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大難題。當前以個案引發的司法不信任正在泛化成普遍的社會心理，司法遭遇“信任危機”。不少當事人以高昂訴訟成本得到的裁判結果最終成為一紙空文，這種情況下，老百姓自然會對這種執行力不足產生不信賴，司法公信力面臨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