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仍需探究子女為何要將父母送到救助站的現實成因。是真的不孝還是另有苦衷？譬如，會不會是因為自己沒有混出名堂，所以無顏見江東父老？會不會是現實壓力太大讓其失卻了應有的情感表達？亦或是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環境太過慘不忍睹，所以不愿父母見到后傷心難過？可恨之人也往往有可憐之處，現實的成因未明，急于對其進行道德批判，除卻抒發了情感之外，并無多大的正向價值與實際意義。

當老人遭遇遺棄，我們需要制度兜底，這方能彰顯制度溫情，除此之外，我們仍需對現實的問題進行審視，方可更好地對癥下藥。一方面，則是應對遺棄罪重新審視，在征求民意的前提下，是不是可以考慮提起公訴？而不是當事父母的狀告？另一方面，則是完善社會的上升渠道，營造更為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讓每一個人都能看得見“向上的希望”。唯有如此，才是根治“送母進救助站”的治本之策，純粹的道德指責，意義并不是很大。（楊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