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全國同胞同仇敵愾，美麗平靜的蘇州也沸騰起來。蘇女師向以歷史悠久、學風“馴良”聞名于江蘇教育界。學生雖被閉鎖在高墻深院里，每兩周才能出校門一次，但此時她們也按捺不住了。在孫起孟和其他進步、愛國的教師指引下，學生鼓起勇氣，沖出校門，手拿小旗，身背竹簡，走向街頭，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向群眾募款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后來，蘇女師的好多位學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當這些青年遭到國民黨反動派迫害時，不論她們在校還是離校以后，孫起孟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她們予以保護；當她們行將失業的時候，孫起孟總是想方設法為她們介紹職業，幫助她們參加革命隊伍。用“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來表述孫起孟和學生們的關系，并不過分。

他對學生的學習指導，除掉課堂教學和集體討論以外，還著重采取個別交談的形式，深入了解各個學生學習中以及與學習有關的種種問題，進行學習方面和思想方面的個別輔導。談心的機會多了，對各個學生情況的了解也就比較具體和全面，同時學生們也增進了對他的了解和信任。晨操、旅游、運動、演說、競賽、文娛活動、學生運動等，他都和學生一起參加，成為她們中間的一員。假期來臨，有些學生留校溫習功課或者準備升學，他照樣給她們幫助、輔導。他還利用休假的時間到學生家里進行訪問或者應邀作客，深入了解情況，千方百計地把學生家庭的積極因素調動、組織到學校的工作中來。后來他在上海創辦比樂中學的時候，仍堅持這種主張并且付諸實踐。

人們往往把教師比作蠟燭，照亮別人、燃燒了自己。孫起孟多年教師生涯的感受卻并不如此。學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后，還念念不忘他的教誨。然而，孫起孟卻把這珍貴的教育成果和貢獻視為“教學相長”的產物。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認定學生是教學中的主體，我是她們忠誠的引航員，逐漸確立了一切為了學生，一切依靠學生的指導思想。我和學生的年齡相差無幾，遠不如當時其他一些老師那樣年高德劭。學生后來告訴我，她們是經過周密的考查才對我這個新教師寄以信任的。群眾的信任、青年的向往，是一種難以估計的巨大力量。依靠它、組織它、運用它、發展它，什么困難都能克服。這是我這樣一個從未經過專業培訓又無實際經驗的教師能夠逐步做好教學工作的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多次反復地這樣說過：“如果給我以擇業的機會，我提出的第一志愿是當教師。此志不渝，終身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