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在《新的人民的文藝》報告中，認為那一時代文學的思想性“還不夠，必須提高一步”。他特別強調“為了創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藝工作者首先必須學習政治，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當前的各種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農村政策，便無法正確地表現城鄉人民的生活和斗爭。”在那個時代，文學的思想性所強調的更重要的是“各種基本政策”。因此這個“思想性”在實踐過程中是難以實現的：當為了突現“思想性”或政策性，藝術性顯得蒼白的時候，文藝領導者就要強調文藝的藝術性；當藝術性有了起色，“思想性不高”或模糊的時候，領導者又要重新強調“思想性”。“思想性”和“藝術性”就成了一個永遠難以彌合的“對立關系”，在這一“怪圈”式的觀念指導下，那種既有“思想性”又有藝術性的作品，幾乎是不能出現的。后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問題，逐漸演化為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問題，思想性的要求也就被等同于政治性的要求。這些年“思想性”逐漸淡出文學話語范疇，與對思想性的這一理解是有關系的。

為突破這個作繭自縛的文藝觀念，1985年前后的“先鋒文學”，以“形式的意識形態”首先突圍。這個文學思潮對語言、結構、敘事等形式問題的探索和實驗，總體上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文學的藝術性或文學性。但同時也付出極大代價：文學只能被少數人理解或闡釋的情況，使本來已經分流的文學人口日益減少。

上世紀90年代以后，包括先鋒作家在內重新思考了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生活也緩慢地建立了聯系。但是，經歷了“先鋒文學”洗禮后的中國當代文學，顯然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帶著他們對文學性新的理解來重新表達歷史與現實的。回到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生活，就不能沒有立場、情感和思想。這時，“思想性”的重要雖然沒有被言說，但它潛在的功能和作用已經融入讀者對它的接受和理解之中。新世紀以來的“底層寫作”無論有多少問題，它直面中國現實的思想與情感，是它引起普遍關注最重要的原因。它存在的問題也首先與思想性相關。

文學的思想性，當然不等同于哲學、政治或社會學的思想性，文學必須用文學方式亦即形象的方式表達。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前提。思想性不等簡單等同于政治性尤其不等同于政策性，它除了“高度”要求更有深度要求。因此，現實的批判性、形象的原創性、語言的獨特性、題材的尖銳性、歷史的反思性、人性的豐富性、精神的獨立性、公共事務的參與性等，都從不同方面反映著作家作品的思想性。文學表達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和心靈領域。這個世界和領域就是情感和思想的領地。因此，沒有思想的作品在形式上再花樣翻新，也終將遠離閱讀視野。

思想性問題在當下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肯定當下文學創作取得了偉大成就的同時，也不無憂慮地深感文學正在失去“方向感”。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無論五四時代、三四十年代還是八十年代，“宏大敘事”的文學在思想方向上曾給讀者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它的價值目標和國家民族關懷，對今天的影響仍然沒有成為過去，這個精神力量包括情感力量和思想力量。沒有方向感的文學就是沒有力量的文學，就是淪為消遣娛樂的文學。

因此，重提文學的思想性，就是鼓勵那些深邃博大的作家作品的出現，就是鼓勵那些有大氣象、大情懷的作家作品的出現。當“私人寫作”、“個人寫作”、“小敘事”獲得了充分自由的時候，我們的文學能否重新思考已經作為文學遺產的“宏大敘事”？能否重新考慮思想性對文學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因為在這些遺產中，文學也曾表現出了它強烈的震撼性、感染力和最高正義。（孟繁華 沈陽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