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泉州港超過廣州港

■后渚古船震驚世界被譽“當時最好海船”

■朱熹三代人在泉為官講學，“民風更變”

■建造安平橋，為全國最長梁式石橋

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納在泉州生活了半年，寫下《光明之城》手稿。

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發掘出土一艘南宋沉船，震驚世界。這艘載重200噸、被譽為“體現當時世界最高超造船技術”的海船，見證了南宋時期泉州港和刺桐城的輝煌。

南宋，因朝廷偏安一隅不思進取而被后人詬病，但宋廷南遷帶來的江南大開發讓泉州獲益良多。特別是泉州比廣州更靠近京城臨安的地理優勢，使宋廷十分重視和扶持泉州的海外貿易，泉州市舶司成為南宋兩個市舶司之一。泉州港由此趕上并超過廣州港，甚至，中國與外國的航線距離、日程、方位，多以泉州為基點。

這一時期，泉州的人口增至255758戶、1329940人，來泉經商或定居的外國人更是遍及亞非歐。《光明之城》的作者雅各·德安科納在刺桐城里，遇見過印度人、猶太人、法蘭克人、亞美尼亞人等，能聽到100多種口音。

這一時期還有一個大人物不能不提——朱熹。不僅一代儒學大師朱熹本人，他的父親、兒子均在泉州為官講學傳道，留下了眾多史跡，特別是那句泉州人備感自豪的“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圣人”的至高評語。

□早報記者 蔡紫旻

泉州市舶司復原圖，泉州市舶司為南宋兩個市舶司之一，與廣州市舶司并駕齊驅。

宋廷南遷 泉州地理優勢顯現

兩宋時期，泉州港經歷了三次飛躍，其中兩次在南宋，分別是：南宋初年，泉州港趕上廣州港，并與廣州港并駕齊驅；南宋末年，泉州港超過廣州港，由此進入極盛時期。

宋廷南遷，使泉州更加靠近當時的政治中心和消費中心，加速了泉州港的發展。

宋代從海外進口的貨物，大部分是香藥珠寶等奢侈品。由于統治階級對海外進口物品實行嚴格管制，乳香等香藥為政府專賣物資，由市舶司全部收購。海外舶來品調運到京師，沿途要耗費巨額費用，因此統治階級希望進口香藥的港口盡量靠近京城臨安。

按照南宋規定，泉州市舶司調運到杭州限三月程，廣州限六月程，所以泉州比廣州更便捷，可以減少舶貨調運的耗費。因此，南宋朝廷格外重視和扶持泉州的海外貿易，泉州港一舉成為靠近消費中心的核心港口。

朱熹在泉州講學期間創辦小山叢竹書院

皇族定居 香料暢銷進口大增

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南外宗正司由鎮江遷置泉州。隨遷宗子及婦女349人，帶來羅、絹、紗、綾等新產品，傳入織、繡、彩、繪、染色、印花等技術。同年，在泉州州治西南襲魁坊睦宗院東設立專為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學”，學制兩年。

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遷入泉州和福州后，大批皇親貴族定居泉州和福州，許多士大夫避難入福建。主要供統治階級上層人物享受的海外香料寶貨，在福建特別是泉州有了更大銷路，這也是泉州吸引海外舶商貿易的一個因素。史載，建炎四年(1130年)，福建香料進口大大增加，泉州抽買乳香達86780斤，成為全國主要的香料市場。

而南宋泉州港的發達，也與泉州發達的造船業和航海技術先進，以及有許多熟練識別天氣、運用指南針導航的綱首、舟師和船員有密切關系。

泉州港在南宋的興盛，也有外部原因。宋代東南亞地區經濟的空前繁榮，以及阿拉伯人海上貿易的興盛，二者都需要一個巨大的海港，泉州港位置居中，并有優越港口歷史基礎，能同時符合東南亞地區和阿拉伯人海上貿易的需要。

1974年，從泉州灣后渚港發掘出土一艘南宋沉船（即后渚古船），震驚世界。這艘船復原后長34米，寬11米，排水量近400噸，載重200噸。專家稱其“體現當時世界最高超的造船技術，是全球最好的海船”，成為泉州“國寶級”文物。

1976年，泉州東海法石的農行東海營業所（當時俗稱農村信用社）在挖水井時，發現類似船板的松木，又一艘南宋沉船出現在世人面前。

一座城市發現一條宋代古船已是震驚世界，而泉州有兩條，意義更加非凡，足見泉州港在南宋的輝煌。

后渚港出土的古船見證南宋泉州港和刺桐城的輝煌 （潘登/攝）

歲入百萬 占南宋四十五分之一

南宋初，泉州已經趕上廣州，和廣州并駕齊驅，其標志是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年），福建市舶司得到朝廷批準，改變“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錢，委市舶監官備辦宴設”招待外國商人的舊例，“依廣南市舶司體例，每年于遣發蕃舶之際”，“支破官錢三百貫文，排辦筵宴”，由“本司提舉官同守臣犒設諸國蕃商等”。此處的“廣南市舶司”所指便是廣州的市舶司，這意味著當時泉州市舶司已和廣州并駕齊驅。這一規定，在南宋一代沒有改變。

由于泉州海外貿易迅速發展，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詔罷兩浙路市舶司，因為“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惟兩浙冗囊可罷”。泉州市舶司至此成為南宋兩個市舶司之一。

在南宋的官方文獻中，泉、廣并列，或稱“廣、福市舶司”，或稱“泉、廣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說：“紹興末，兩舶司抽分及和買，歲得息錢二百萬緡（音同‘民’一緡為一千文）。”當時南宋朝廷每年財政收入估計約為四千五百萬緡左右，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有百萬之巨，也就是說，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占南宋全部財政收入的四十五分之一左右。

安平橋建于南宋，是全國最長的梁式石橋。（潘登/攝）

朱熹三代 為官講學傳道泉州

“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圣人”——這是南宋理學家朱熹對泉州的評價。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年)，朱熹任泉州府同安主簿，泉州成為他考中進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此后朱熹常到泉州各地講學，紹興二十八年，他在泉州講學時稱泉州為“溫陵”。

其實，朱熹一家三代都與泉州頗有淵源。

史載，朱熹年幼時就曾跟隨父親朱松到過泉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晉江安海東西兩市商人因爭奪碼頭發生械斗，榷稅官難以控制。于是朝廷差官臨監，始置石井鎮。朱松為首任石井鎮官，工作之余，他常教化百姓，啟迪文風。

乾隆《泉州府志·風俗》載，泉州成為“海濱鄒魯”、“文教昌明”之邦，與朱熹的教化有著密切關系。《泉州府志》稱，朱熹“過化”后，泉州“民風更變”，民間婚喪喜慶悉“遵朱子家禮”。他在泉州講學期間，在城內創辦小山叢竹書院，親自講學授徒。

嘉定四年(1211年)，朱熹之子、擔任通判的朱在受邀在晉江安海鎮西主持筑建石井書院，規制仿州縣學宮。朱松講學的石井書院，是晉江縣最早創建且至今猶存遺址的書院，其與小山書院、溫陵書院和歐陽書院合稱為“泉州四大書院”。

修橋成風 建安平橋全國最長

公元11世紀至13世紀，泉州出現修建石橋的熱潮。據乾隆《泉州府志》記載，泉州歷代造橋總數為260座，其中宋代105座。僅南宋紹興年間（1131至1162年）建造的著名橋梁有：安平橋、東洋橋、石筍橋、普利大通橋、玉瀾橋、蘇埭橋等。泉州城區也建有許多橋梁，如通淮橋、鎮南橋、花橋等。

因此有了“閩中橋梁甲天下，泉州橋梁甲閩中”的說法。

宋代泉州所造石橋多為梁式，布局大部分建造在近海，有的深入海灣，以溝通市區和港區、碼頭的聯系，便于海船裝卸貨物。

晉江縣安海華僑黃護與僧祖派捐資建安平石橋(俗稱五里橋)。橋未成，兩人先后去世。紹興二十一年，知州趙令衿主持續建，次年竣工。安平橋橋長2255米，是全國最長的梁式石橋。安平橋的橋墩下采用睡木沉基，即使用巨大松木二層縱橫層疊，作為臥椿，橋墩疊砌于上。

《諸蕃志》載 “澎湖隸屬晉江縣”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太宗第八代孫趙汝適掌泉州市舶司，他一方面參考有關圖籍，一方面詢問到泉州經商的胡賈，寫成了海外交通著作《諸蕃志》。書中詳細記述泉州與58個國家和地區交通貿易概況及風土、物產。據《諸蕃志》載：“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

除了介紹58個國家和地區的方位、山川、途程、風土、物產之外，趙汝適還在《諸蕃志》里詳細記載了泉州海外交通情況。書中顯示，凡記載中國與東南亞、東北亞諸國、印度、阿拉伯及北非各國的航線距離、日程、方位，多以泉州為基準。

當時泉州港海商交通航線有泉州至占城，泉州至三佛齊、阇婆、渤泥，泉州至印度及阿拉伯，泉州至東非、北非，泉州至菲律賓，泉州至朝鮮、日本等航線。國內航線則有泉州至廣州，泉州至澎湖、臺灣，泉州至浙江，泉州至江蘇、山東等航線。

《諸蕃志》中記載了外國人在泉州的生活情況，以及外國人在泉州建有叢冢等內容。書中記載，進口香藥在泉州民間應用已經很普遍：蘇合香油，出產大食國，可以治大風病，“蕃人多用以涂身”，“閩人患大風者亦仿之”。

而當時泉州海商用酒、米、面粉、紗、絹、漆器、瓷器等貨物與海南商人交換當地土特產。發船時間為歲末或正月，五六月回舶。如果載檳榔則四月至，檳榔盛產于南洋諸國及海南四州，“泉商販大率仰此”，“泉、廣稅務，歲收數萬緡”，可見貿易量之大。有意思的是，到海南的閩商，如果遇到“風飄蕩，貲貨陷沒”，則入黎族少數民族地區耕種。

刺桐城內 可聽百種異域口音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八月二十五日，意大利東部沿海城市安科拉的猶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納，抵達了當時世界最繁榮的港口城市刺桐（即泉州）。他在刺桐生活了半年，并用古意大利文寫下《光明之城》手稿，記述自己在泉州所見到的外國人。

雅各在刺桐見到的外國人包括法蘭克人、薩拉森人、印度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英國人，來自阿拉貢、威尼斯、熱那亞、安科拉、比薩、亞歷山大里亞、巴拉士、佛蘭芒的布魯格等地。這些人操著各自語言，在刺桐城內能聽到一百種不同的口音。

在刺桐，外國人有自己的客棧和倉庫。人們分區居住，宗教信仰自由，風俗習慣得到泉州當地人的尊重，外國人有自己的教堂、學校和墓地。基督教徒經常與偶像崇拜者（即泉州當地佛教徒）聯姻，也產生了很多中外通婚的后裔混血兒。

雅各所見的外國人在泉州的情況，與歷史文獻的記載吻合：乾隆《泉州府志》記載：宋朝“胡賈航海踵至，富者貲累巨萬，列居城南。”而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知泉州時“蕃商雜處民間”。

泉州的官民尊重蕃商的生活習慣。宋代大食蕃商施那幃“僑寓泉南，輕財好施，有西土氣習，作叢冢于城外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

南宋末年（1276年），原籍阿拉伯的海商蒲壽庚以福建廣東招撫使的身份“主市舶”，當年十二月，蒲壽庚降元。雖然聽起來不那么光彩，但蒲壽庚此舉客觀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于戰火。泉州港在元軍占領泉州的第二年即開港，而蒲壽庚降元后提出盡快恢復市舶司制度被元廷采納，由此，泉州迎來了最為輝煌的元代極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