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又春先生是我在北大哲學系學習時的老同學，曾長期在湖南工作，現僑居加拿大。雖相距遙遠，但我倆的心是相通的，都鐘情于中華優秀思想文化，并致力于相關學術研究。他多年用心解讀孔子和《論語》，已出版三部書，而今又由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論語〉真義》，可見他一直在不停地探索、開拓，務求獲得孔子真義，使研究進入更完美的境界，這令我欽佩。我不是《論語》詮釋專家，但喜愛《論語》，百讀不厭其多，每讀總有啟迪從中生發；也常常參閱古今注釋，以求理解確切。中國孔子基金會匡亞明先生提出讀經“三義”說：準確把握“本義”，多方參考“他義”，努力推出“我義”。趙又春先生把“三義”高度綜合起來，從返歸“本義”出發，吸收檢討名家“他義”，在與孔子深度對話中推出“我義”，從而形成了《論語》的“真義”，這是難能可貴的。由于時間和精力的限制，我只能有重點地讀一下他的書，提出幾點粗略的讀后感。

首先，作者用歷史的眼光，盡可能把語錄體的《論語》章句，放置到當時的語境之中，說明孔子講論及與弟子對談每一句話的由來和目的，從而作出比較合乎當時情理的解釋。例如長久以來被誤解為孔子主張“愚民政策”的《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作者指出，在孔子的時代，由于教育缺乏，普通民眾認識能力較低，“孔子這是說：對老百姓，你只可能讓他們按你指定的方式去行動，要他們理解其中的道理，那是難以辦到的”。這是事實的認定，不是有意不讓百姓知道。作者又聯系《子路篇》中孔子主張在富民之后還要“教之”，說明孔子希望民眾懂道德、知禮義。作者點明：“民可”中的“可”，不是主觀上“應該”的意思，而是客觀上“可能（辦得到）”的意思，這樣誤讀就迎刃而解了。類似的例子還很多。

第二，作者借鑒名家又不迷信名家，在綜合他們的注釋基礎上，據實作出自己應有的判斷，體現出強烈的超越意識與創新精神。例如《學而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楊伯峻的譯文有代表性，即：“孔子說：‘學了，然后按一定的時間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處來，不也快樂嗎？人家不了解我，我卻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作者指出：“這里說的‘學’，應是指學習做人”“哪能按一定時間去實習它”，而且“按這譯文的理解，這一章明顯是把并無關聯的三件事放到一起講了，孔子會這樣‘語無倫次’嗎”？他的批評是很尖銳的，也很有道理。作者肯定有學者把“學”解說為“學為人也”和將“習”訓作“實踐”，但同時認為，既然“學”是指“學習做人的道理”，那么“時習之”便是“一有機會就實踐所學的道理”；由此德才不斷進步，人望越高，以至“遠方的人也慕名前來求教、結交了”；學習的目的既然是“爭取自己成為君子”，那么沒有遠方的朋友來，說明知名度不夠高，還要“努力學習”，“不可操之過急”，不要“怨恨生氣”。這樣一來，三句話的內在聯系便昭然若揭了。作者進而指出：“你讀完《論語》全書，發現‘學’字共64見”，學的對象“無一不是‘做人（的）道理’”，這一點撥頗有益于正確理解《論語》全書的旨要。

第三，作者在熟練掌握《論語》文本用語訓詁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運用哲學思維的優勢，在比較、關聯中整體把握《論語》的精義，如同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用《論語》全書詮釋《論語》章句”或者說“用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說明他的個別提法”，因而使詮釋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論語》是中華大智慧的結晶，單靠文字功夫是難以真正理解的。楊伯峻先生是著名文字學家，自有他的訓詁優勢，因而《論語譯注》能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但我讀他的書，總有不滿足感，主要是缺乏思想高度，因而許多文句的譯注與孔子意趣有距離。而《〈論語〉真義》作者能夠打破文字訓詁的局限，發揮哲學的反思功能，深入發掘孔子的社會人生智見，使《〈論語〉真義》真正超越了《論語譯注》，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例如《里仁篇》：“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傳統注家對“里仁”的解釋是人應選擇居處，以便生活在民風淳厚、鄰里忠厚的環境之中。但作者指出，這只是字面的理解，選擇居處是難以做到的，難道發現問題要不斷搬家不成？事實上這里不是指擇居或擇業，而是指“道德選擇”，聯系《論語》多處講選擇，皆是如此。如本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再聯系孔子多處講“求仁”“安仁”“歸仁”“為仁”，那么此處“里仁”一段應理解為：“人做道德選擇，結果是讓自己進入仁境，那才是正確的；雖有所選擇，結果卻不是讓自己進入仁境，哪談得上有智慧呢？”再聯系孟子說的“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正是孔子“里仁”的本旨。

第四，作者不僅勇于面對歷來《論語》詮釋中存在的各種爭議，而且還能夠對似乎已成定論的解說提出質疑，又能給出更合乎情理的解答，有的為我所不及，有的與我同心，都很重要，有力地推進了《論語》學的新發展。例如《述而篇》“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人們都說很重要，但注家往往不能把四句連成一體。作者明確加以概括：“這一章是孔子在申明他的教育方針，或者說教學總綱”，這就很精練地表述了孔子的核心教育思想。而“游于藝”并非錢穆先生理解的“游泳在藝上”，乃是指學習“六藝”。又如《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通常注家把“天下歸仁”解說成：如果人們都能克己復禮，則天下就回歸到仁德了。作者認為，孔子這里講為仁不是一般理解地指社會，而是特指愿意克己復禮者，所以應理解為：“只要你真正做到了克己復禮，你就會感到全天下人稱許你是仁人了。”我以為這是正解。再如《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者高度評價了“恕”道，認為“忠信”雖然重要，但實行需要條件，常常事與愿違，而“恕”道乃是寬容，“行恕道，亦即將心比心待人，前提是承認別人和自己是平等的人，如果認為一些人有權把自己不欲的東西強加于人，恕道就行不通了”。作者還指明：“恕”道的提出，“說明孔子的道德思想達到了相當的深度”。此解深契我心，我認為有加以強調的必要。曾子認為，孔子一以貫之的是忠恕之道，而孔子更重視恕道，因為它包含著平等互尊的思想，這乃是孔子學說中精華的精華。孔子講仁愛，仁愛要體現為忠恕之道。朱熹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道要求人關心他者、幫助他者，是積極的仁愛，但容易被異化成“己所欲施于人”，即單向、強迫的愛，從而使仁愛變質為怨與恨。恕道要求人尊重他者、體諒他者，看起來消極一點，卻體現出平等和互尊的愛，這是真正的仁愛。社會要實現和諧，必須實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費孝通先生認為孔子儒學最核心的思想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現代人類陷于爭斗之泥潭，危機四伏，最缺乏的不就是一個“恕”字嗎？

最后，再說幾句。《〈論語〉真義》是一本有價值的好書，但不是完美無缺的，作者也希望聽到批評。我認為，某些注釋仍有商榷的必要，僅舉一例。《雍也篇》：“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作者認為，既然中庸是平易之道，怎能說人們很久沒擁有了呢（傳統將“鮮”作“缺少”解）？所以他認定“此章的‘鮮’字應訓‘嘉’”。這當然有文字訓詁上的根據，古字往往一詞多義或同音假借。但我以為不必如此求新，“鮮”訓作“少”是其通義，而且講得順，已被公認。中庸雖是平常、平易之道，但它是行仁的最佳狀態，并不容易做到，更多的是作為理想起引領作用。由于人性有動物性，是善惡相混的，還由于貧富不均，利益相抵，加上少數掌權者貪婪有野心，現實中的社會生活常常偏斜反常乃至向野蠻倒退，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社會更是動蕩不安，所以孔子感嘆：中庸作為至德，民眾已經很久享受不到它的好處了。我想，這樣講是可以的。

目前，作為中華第一元典《論語》的注家多了起來，我手頭即有出版不久的清華大學錢遜先生的《論語》注（中華傳統文化經典教師讀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趙法生先生的《〈論語〉讀本》（大眾儒學經典），各有特色，不僅學術含量高，而且能夠對應現實生活而作創造性詮釋。我以為，趙又春先生的《〈論語〉真義》以其獨特的價值能夠在參與新《論語》學的百家爭鳴中作出應有的貢獻。不僅僅是《論語》，其他四書五經和道、佛及諸子百家經典皆不斷出現各種經注最新版本，昭示著新經學、新子學正在興起，這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學術基礎。（牟鐘鑒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