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傳統文化的現代回歸，是歷史的必然、現實的需要。每當社會進入和平發展時期，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國學一定會回來，這一現象幾經反復，已經固化為規律。

儒家文化在先秦時期不過是諸子之一，孔孟終其一生，棲棲遑遑，理想也沒有得到實現。一直到了漢代，董仲舒借助漢初叔孫通提出的“夫儒者，乃守成之學”，向漢武大帝諫言儒家應該“度越諸子，定于一尊”的建議，得到漢武大帝認同，實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之后，儒家文化就成為統治中國社會兩千年之久的主流文化。

在歷史上，用儒家思想治國，就長治久安，不用儒家就“興也勃焉，亡也忽焉”。與漢比較，秦用法家，統治不過幾十年；漢用儒家，統治將近四百年。元和清比較，都屬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元朝的馬隊橫掃歐亞大陸，對儒家起初并不認同，雖然后來認識到重要性，但為時已晚，元代統治維持不到百年。滿清入關就汲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雖然軍事上也很強盛，但是文化上主動采用了儒家思想，統治維持了268年。

諸子思想蘊含永恒主題

中國豐富的學術遺產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在專業層面，只有儒家文化才有資格成為“經”。儒家文獻一旦成為經典，中國文化中的其他幾個部分實際上就是圍繞著儒家文化次第展開。

史學是用儒家的觀點寫歷史、評價歷史。中國歷史上的大史學家包括左丘明、司馬遷、司馬光等等，都是大儒。儒家是用道理說話，而史學則是用事實證明——就像寫一篇議論文，一個是論點，一個是論據；一個是以理言之，一個是以事實言之，文史、經史之間相互補充、印證。

諸子是對儒家文化的補充平衡。儒家強調積極進取，道家就強調清靜無為，以出世的張力消解入世的糾結，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儒家強調禮治，法家側重法治。禮與法都節制人的行為，只是禮偏重的是“誠于中、形于外”，法強調制度，是對行為的約束。此外，禮側重于自律，法側重于他律——儒、法實質上是對人的行為靠文明自覺與靠制度約束的相互補充。再看儒家和墨家的關系，儒家強調“仁愛”，墨家強調“兼愛”。但是還原到真實世界中，愛能沒有等級之分嗎？儒家強調“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中“殺”，就是降等，即針對不同的人群應該有不同的禮。

諸子的思想各有所長，相互補充，所以形成百家爭鳴、文化多元的態勢。儒家和而不同、不流，相互共存、尊重，因而在中華文化中能夠一枝獨秀。儒家強調的忠恕、仁義、道德、禮樂、中庸等思想，不僅適用于傳統社會，對于我們今天一味追求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仍然可以起到補救作用。更何況，學習、誠信、孝悌、知行這些理念，是超越某種社會經濟、政治形態和歷史時代的永恒不變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