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庭槐

郭子壽老師病逝是我意外的事。

兩個半月前，他從屯堡區橋頭初中調往滴水鄉中心小學任校長，我是歡歡喜喜送他走的，認為這是一鄉兒童之幸。為減少公家的開支，他的行李全是自己搬的，還能挑七八十斤走二十多里山路，根本就沒有病的跡象。平日有時問過我：“這地方疼是什么病？”我一看是肝區，但他吃得飯，不厭油，精力充沛，哪像害肝病的人，我不介意，他也不介意。誰知只走半月，他在組織學生入學時，竟暈倒在水田埂上，被送往縣城住院。我當時忙于開學，沒去看他，也不相信這樣精力旺盛的人會害上什么大病。半個月后，他出了院來看我，人有點瘦，臉色青黃，但很精神，不知是裝出來的，還是真的精神。我問是什么病，他只給我看一迭化驗報告單，我不懂，建議他去找醫院問問，他回來給我說，醫生說沒什么大不了的，準備休息幾天就上班。第二天，我走到區醫院門口，冉醫生神情緊張地跑出來對我說：“劉校長，你知道郭子壽老師害的什么病？肝癌。我昨天看了他的檢驗報告單。”“他自己知道嗎？”“不知道。”“還能治嗎？”“已到晚期，很難活過兩個月。”我如雷轟頂，為什么平日不阻止他那樣拼命工作呢？

我認識子壽老師是在1963年調入屯堡小學后，校長分配他教三年級數學，我教四年級語文。當時，他才20出頭，本身只讀過小學五年級。我有點擔心，因為這是一所重點小學。他十分好學，空堂總在聽課，除他所教的課程外，語文、歷史、地理、音樂課都聽，他說如果不在大型學校教了，在我們大山區，很多地方都是一人一校，各門課程都要撿得起，才不會悖誤學生。我的課他有空必聽，出于禮貌，課后我都問他有什么意見，他總是畢恭畢敬地說：“我是學生，我是學生。”一次，他舉行公開課，卻令我刮目相看了。他不僅能熟練地掌握小學算術的縱橫關系，還能根據兒童的心理及年齡特征進行教學。在評議會上，我只說了一句：“難得！”

1966年，我和他被打成黑幫，貶到離區70里的青堡公社青山大隊。我在大隊小學教，他在離我七八里路的三溪灣小隊教。每天晚上，他像小學生準時上學那樣來到我這里，和我一起學習、備課、剖析教育和教學中的疑難。不管刮風下雨，落雪起凌，每晚都來，來后必回。這可不是平常的七八里，而是沒有人煙虎豹出沒之地！雖然我每晚都送他到山后的埡口，直到看不到他的火把光，但總為他擔心，也為他的好學精神感動！子壽的書教得好，工作又負責，深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由于交通不便，那里的木料和木炭不值錢，像木炭只賣兩分半錢一斤，他們看子壽家困難，要過年了，組織七八個人給他家送木料和木炭，在路上要吃一頓飯，還要在他家住一宿，回去時還得帶一些禮品，花的錢比在街上買還多。子壽很善良，并不認為自己吃了虧，覺得農民對自己好，情感是錢買不到的。以后，我們就分開了，只在寒暑假集訓或趕場時才能見面。每次見面，他都會從荷包掏出一個小本子，上面記的是平日棘手的問題，我們就站在街上找個背靜處討論，都很忙。他不恥相師，堅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隨時都在學習，隨時都在向人請教，他的進步不是偶然的。我從側面也得知他的教育技巧更成熟了，還見過他在報刊發表的幾篇算術教學的文章。

1983年，在我任屯堡橋頭初中校長時，因學校會計調走，正在修建校舍，后勤工作一片混亂，我急需一名得力的助手，請求區委調子壽老師來任會計。這里工作忙，又不能照顧家里的事，他仍愉快地來了。接管賬目，清點公物，內外聯系，投標招工，一個星期，工作井然有序。

他家是半邊戶，愛人身子弱，四個孩子，大的兩個姑娘不久要出嫁，小的兩個孩子讀中學，都得花錢。這次我們相處一年時間，他沒吃過葷菜，春來洋芋，冬來白菜，都是從家里帶的，一點工資只夠買化肥，請人幫工。有次他在吃白水煮白菜時，我的孩子跟他開了個玩笑，將他用來待客的化豬油撬了一筷子放進菜里，過后，他給我說：“你小孩害我今天打了個牙祭！”在農村青年都在追求時髦的今天，他沒穿過像樣的衣服，自笑最現代化的就是有一條的確良褲子。他教書二十多年，寢室里只有一個竹殼水瓶，一個臉盆，一床薄被。家里困難很多，他只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天必來。在修建緊張階段，一連幾個月沒有回家，有幾次我下硬命令要他回去，并愿為他照看施工現場，他搖搖頭笑笑算了。為公家辦事，他一個錢頂兩個錢用，不吃包工隊一頓飯，不抽人家一支煙。他任會計期間，我沒為后勤操過心，每辦什么事，他只事前事后給我說說，比我想的還周到，使我有更多的精力抓教學。對他來說，該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體力啊！聽到冉醫生的話后，一種老友間訣別的凄涼籠罩心頭。我恨自己大意，平日只看到人的覺悟，人的意志，沒看到有限的肉體。唉，我們很多教師都是這樣，在那些年政治運動折騰中，為了孩子，為了我國的教育事業，他們忍辱負重，積勞成疾，像燃燒的無油的燈芯，春蠶到死絲未盡，蠟炬成灰淚難干，早早地離去了。他才四十四歲，正是年富力強、教育經驗成熟、大有作為之時啊！子壽老師，巍巍的大山會記得你的，永遠歡唱的清江會記住你的，在孩子們和家長心中，有一座你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