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書桂

歷史承載許多變故，使人生歷盡坎坷。

父親是位離休干部。他出身寒門，早年投身革命，闖過槍林彈雨。因缺少文化，不會有太大的發展；緣由資歷或資格，又使他當上了“官”。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使他養成了一種特殊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塑造了他的秉性，也成了他終生抹不掉的烙印。

1957年夏，天雨暴戾成災。鄒西地區的白馬河像一條桀驁不馴的蒼龍，聲嘶力竭地向微山湖傾瀉。倘若河堤潰決，沿岸村莊須臾間就會變為澤國。人們在堤壩上堅守了兩天兩夜，無奈洪峰居高不下，村子里進了水，蓋在低洼處的茅草屋頃刻間便被刀刃般的濁浪淹沒。緊急關頭，身為區委書記的父親一面安排群眾撤離，一面在河堤上指揮筑壩。別人勸他回家看看，他堅決不肯，他知道大堤垮塌將意味著什么。母親和哥哥都被洪水困在院子里，眼睜睜地看著水上漲，莫非這是命中注定的無妄之災?

炊事員伯伯急中生智，把伙房大缸里的水舀干，讓他們母子坐在里邊，從院子里推出，送到筏子上。此時，父親正帶領群眾奮戰在泥里水里堵著大堤的缺口和漏洞……

還有一次，魯南出現大面積蝗災，地里收成十有一二,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一些饑民受了壞人的挑唆，手拿刀子剪子把區部圍了起來，要求開倉放糧，否則先殺書記后殺區長。面對情緒激動的鄉親，父親默默地把區部的午飯背到當街，讓大伙先墊墊肚子。望著那幾乎見不著糧食的菜窩窩，群眾的目光頓時變軟了。他們說，都說共產黨的區長大魚大肉，沒想到跟咱老百姓一樣吃的是菜窩窩，咱犯的是哪門子混啊!一場尖銳的矛盾就這樣化解了。

父親文化程度不高，卻酷愛學習。他愛讀報，總是全神貫注，偶爾被打擾，臉上便涌出慍怒。看到高興處，他往簡陋的竹椅上一躺，腳蹺得很高，一副其樂無窮的神態。除了學習時事政治，父親唯一愛看的“閑書”便是歷史。“大禹的父親鯀治水”用的是堵的方法，而大禹治水用的是疏導的方法……”這些故事，最早便是從父親那里聽到的。歷史真會開玩笑，父親講了這個故事不久，上級便調他到縣里擔任副縣長兼任縣水利建設指揮部指揮，他成了全縣挖河治水的總工頭。今年挖運河，明年修水庫，整年風里來雨里去。

為了驅寒避濕，他養成了嗜酒的習慣。給父親買酒喝，我們家本不太寬裕的日子則更捉襟見肘了。好在父親是位樂天派，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經驗成了他的口頭禪，并以此來教育我們。國家窮，每人都要承擔，這完全可以理解。父親也想了一些創收的辦法，譬如開荒種菜、喂雞、養兔子。他還有一個嗜好便是捕魚。工作之余到河灘上練上幾網，偶有收獲，便成了我們最美的晚餐。

唯一讓父親感到絕望的是“文革”浩劫。父親被戴上高帽游街，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胡攪蠻纏般的批斗，遭受了駭人聽聞的虐待和人身摧殘。直到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父親那顆被冷凍的心才漸漸復蘇。那年，我正在北京某部服役。春節期間父親突然來到部隊，只說要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門。當他那只粗糙的手撫摸著金水橋上的漢白玉石柱，仰望毛主席的巨幅畫像時眼里閃出激動的淚花。他自言自語地說：“看看北京，我這一輩子便知足了!”

“文革”對人身健康的摧殘是帶顛覆性的，外傷可以平復，內傷卻痕系心田，使之累積成疾。1986年，從來不吃藥的父親接連讓我去醫院開土霉素。我好生奇怪，勸他到醫院檢查一下。他并不以為然，大概太高看了他的抗病能力。兩個月后，吃飯下咽漸感困難，他才想起瞧醫生。鋇餐透視后又拍了片，負責胸透的大夫早已瞧出了端倪，向我們透出口風，患的是那個可怕的病。

組織上安排他去上海治療。父親是個節儉的人，看到醫療住宿費那樣高，心里總感不安。醫藥費他無法去討價還價，住旅店卻撿最便宜的住。他經常向我們念叨，“咱是來治病的，不是來講排場的……”。旅店服務員聽說他是位離休干部，住宿費可全部報銷，都感到他節儉的實在不可思議。

通過鈷60放療，父親的生命又延緩了兩年。當他再一次病重的時候，知道屬于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讓我向組織交了最后一次黨費，臉上出現了異常的安祥和寧靜。有經驗的醫生說，這可能是回光返照，要我們抓緊準備后事。我們兄弟幾個站在父親跟前，希望他能再交待幾句，不要走得這樣匆忙……但是父親失去了說話能力，只是用留戀的眼神一遍又一遍地看著我們，充滿了希冀和期待……

父親去世后很長一段日子，我眼前依稀閃亮著他那期待的目光。“做正直的人，走人間正道……”是我對那束情意悠長的目光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