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驅寒避濕，他養成了嗜酒的習慣。給父親買酒喝，我們家本不太寬裕的日子則更捉襟見肘了。好在父親是位樂天派，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經驗成了他的口頭禪，并以此來教育我們。國家窮，每人都要承擔，這完全可以理解。父親也想了一些創收的辦法，譬如開荒種菜、喂雞、養兔子。他還有一個嗜好便是捕魚。工作之余到河灘上練上幾網，偶有收獲，便成了我們最美的晚餐。

唯一讓父親感到絕望的是“文革”浩劫。父親被戴上高帽游街，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胡攪蠻纏般的批斗，遭受了駭人聽聞的虐待和人身摧殘。直到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父親那顆被冷凍的心才漸漸復蘇。那年，我正在北京某部服役。春節期間父親突然來到部隊，只說要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門。當他那只粗糙的手撫摸著金水橋上的漢白玉石柱，仰望毛主席的巨幅畫像時眼里閃出激動的淚花。他自言自語地說：“看看北京，我這一輩子便知足了!”

“文革”對人身健康的摧殘是帶顛覆性的，外傷可以平復，內傷卻痕系心田，使之累積成疾。1986年，從來不吃藥的父親接連讓我去醫院開土霉素。我好生奇怪，勸他到醫院檢查一下。他并不以為然，大概太高看了他的抗病能力。兩個月后，吃飯下咽漸感困難，他才想起瞧醫生。鋇餐透視后又拍了片，負責胸透的大夫早已瞧出了端倪，向我們透出口風，患的是那個可怕的病。

組織上安排他去上海治療。父親是個節儉的人，看到醫療住宿費那樣高，心里總感不安。醫藥費他無法去討價還價，住旅店卻撿最便宜的住。他經常向我們念叨，“咱是來治病的，不是來講排場的……”。旅店服務員聽說他是位離休干部，住宿費可全部報銷，都感到他節儉的實在不可思議。

通過鈷60放療，父親的生命又延緩了兩年。當他再一次病重的時候，知道屬于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讓我向組織交了最后一次黨費，臉上出現了異常的安祥和寧靜。有經驗的醫生說，這可能是回光返照，要我們抓緊準備后事。我們兄弟幾個站在父親跟前，希望他能再交待幾句，不要走得這樣匆忙……但是父親失去了說話能力，只是用留戀的眼神一遍又一遍地看著我們，充滿了希冀和期待……

父親去世后很長一段日子，我眼前依稀閃亮著他那期待的目光。“做正直的人，走人間正道……”是我對那束情意悠長的目光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