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土家族、漢族、侗族雜居的大隊，群眾直爽豪氣，熱情好客，哪怕地方不富裕，來了客人，借也得借點什么招待一下。男女老少衣服都穿得干干凈凈，補得利利索索。待人接物、生活習俗有一些很雜的規矩。像來了客人多由男人接待，吃飯時女人也不上席；像跟客人共用一杯茶，自己喝過后，要在衣袖上把杯口揩一下，如果是茶壺，口咂壺嘴后要倒去一點，再把壺嘴揩一下；吃飯時客人必須坐上席，請客人用菜一定雙手舉筷指向目標，說“您請”，客人動筷后自己才吃；即使喝不得酒，也要倒一杯做樣子陪客，客人不停杯，自己也不添飯；吃飯也一樣，如果先吃完，舉碗舉筷對客人說“慢吃”，你必須回答“斯文”。他們也用這些規矩教自己的孩子。

這是白天在家里當著外人的情況，一到坡上搞生產，或在公屋開會分糧，打夜工撕包谷，就是另一回事了，什么也說得出來，什么也干得出來。也難怪他們，一年半載很難看到一場電影，識字的人不多，不能看書看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要聽到一點新聞，也只來自公社開過會的文化不高的大小隊干部，說太陽只碗大，電燈上可以點燃煙，誰也不懷疑。要說文娛活動，就只有原始的男男女女間的亂來了，說不上什么情愛，也不顧倫理廉恥，多是有夫有妻的，“打個石頭試深淺，唱首山歌試姐心”、“家花沒有野花香”，“人不風流枉為人”，一起睡一覺，風流一次，性的滿足就行了，即使這達不到，口頭上、手腳上也得滿足一下。六小隊的公屋挨著學校，社員們晚上在這開會評工分，白天來歇氣分東西，當著學生的面無所顧忌。陳老師是本地人，進行過干涉，但他在陳家輩份小，說話沒四兩重。一天午間休息，正碰社員們扳包谷歇氣，可能平常搞慣了，當著我和學生又干開了。一個青年抱住一個女人親嘴，手伸進衣去上下亂摸；一位端起一個十七大八的姑娘，像給小孩端尿一樣，讓姑娘背靠自己胸前，兩手端住姑娘腿彎，張開大腿，嘴里發出要小孩屙尿的“噓噓”聲，繞場一周；還有一男一女，甚至在我教室外階沿口的寬板凳上做起床上動作來了，只是沒脫褲子。男學生攆呀攆的看，女學生用手蒙著臉，從指縫遠遠看。我忍無可忍，當即制止，可能我是外地人，又是公立老師，或是已建立的威望，他們沒敢頂，停止了這些活動，看來是不服的，做床上動作的男青年邊站起來邊說：“又沒來真的，不過玩玩。”《學記》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事后，我去找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團支部書記、生產隊長，一起開了幾晚上的社員會，說明他們這樣做對后一代會造成不好的影響。他們中有孩子們的父母、兄嫂、姐姐，都心服口服接受了我的意見。我知道這不是治本的方法，他們不在學校搞了，在別處仍然一樣。于是，又在這個隊辦了政治夜校，建立大隊中心文化室，自己掏錢買圖書建了閱覽室，教他們識字、讀報，開展健康的文娛活動，建立成人宣傳隊和學生宣傳隊，大家才慢慢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年輕人應該追求什么。

山里的孩子性子野，在家里在學校都沒什么玩的，有時就搞一些惡作劇。一天，陳老師的族房兄弟陳于儒和一群低年級的同學上學時，看到刺巴籠中吊一個葫蘆包。所謂葫蘆包就是馬蜂窩，馬蜂又大又長，結窩時在樹枝上一個擠一個聚在一起，成千上萬，像一個葫蘆。馬蜂尾部的刺有巨毒，集體意識強，一受攻擊，群起而攻之，連大人都不敢惹它，把“捅馬蜂窩”和“摸老虎屁股”等同看待。陳于儒讀五年級，平日調皮，喜歡欺負小同學，見到馬蜂窩，認為惡作劇的好機會到了，帶低年級的同學走攏去看，小同學沒見過這東西，以為好玩，一窩蜂擁了上去。誰知一到馬蜂窩前，陳于儒撿了個石頭砸了上去，正砸在葫蘆頸上，一大坨馬蜂掉在地上，散開，飛起。馬蜂冒火了，認得敵人，陳于儒雖人大跑得快，馬蜂偏朝他追去，不攆小同學。馬蜂像一團鳥云朝他蓋去，他的光頭、胸上及遮來擋去的手上，被毒刺螫得沒有絲縫，只好把頭朝泥土里擂，屁股朝天，大哭大叫，馬蜂更發怒了，不放過他的屁股。這時已在上朝讀了，小學生來報告了情況，我大吃一驚，弄不好會死人的，和陳老師連忙跑去。陳于儒的頭已在苕田擂了一個深坑，只見蜂群不見人。我們一人撅了一大丫樅樹枝去一陣亂掃亂打，自己也被螫了上十處，才把馬蜂大軍趕跑，這孩子已奄奄一息。我要陳老師回去招呼學生，背著他往合作醫療站跑，治了一個星期的傷。從此以后，陳于儒不再惡作劇了，把小同學當弟妹看待，現在聽說他又在這所學校當民辦老師。

在黃斯小學，教育教學顯示了神奇的力量，由于學校工作有成績，大隊決定由各個小隊出工出料重修學校。從1971年的下半年開始備料，我每天下午帶學生去小溪挑一節課的石頭，自己每天挑一千斤，學生走后我還在挑，有月亮的夜晚也在挑，社員們很感動，工程進展很快。

1972年的古歷正月初八，我去黃斯小學找陳老師商量開學工作，順便帶了一挑柴和一些青菜秧回家。栽青菜時感到十分疲勞，一身酸軟，當晚就發高燒，起不來了。先在屯堡區醫院治，也難為這些醫生了，他們說是感冒了，每天走5里路來我家出診，到正月十六，病越來越重，滴水不沾，進城后診斷為阿米巴肝膿腫，一住院就是好幾個月，出院只半條命了，領導上為照顧我養病，又把我調回碾盤中小學作編外人員，從此，我就離開了黃斯小學。

在黃斯小學雖只工作一年半時間，除完成日常的教學工作外，到十個生產隊進行過多次家訪，辦過政治夜校，參加過很多大小隊會議，幫助他們做過中心工作，給很多人家解決過家庭糾紛，紅白喜事幫過忙，也給一些困難人家下力，抬過木料、挑過石灰，挑過木炭，和這個大隊的干部，家長、學生建立起相互信賴、休戚與共的關系。6年以后，我為紅武中小學買生漆漆黑板，又到過黃斯大隊，去過曾輔導過政治夜校的回龍觀生產隊，當時曾寫過一首詩：“山路蜿蜒沿溪行，再過回龍步步親。老樹逢友遠招手，新竹迎客近擦身。聲聲稀客家家笑，雙雙泥手深深情。勞動朋友最過古，時間愈久情愈真。”到過新建的大隊小學，陳老師已沒教書了。在原來的學校幫供銷社搞代銷，新學校的教師有一半是原來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