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東莞掃黃贏得群眾稱道，卻也在少數媒體那里遭遇了無厘頭的輿論反彈。這讓不少讀者很是不解：黃賭毒從來都是挑戰文明底線的社會毒瘤，為何有的媒體卻似乎對它充滿同情，反而對掃黃打非極盡調侃揶揄之能事？

東莞掃黃，無論是以國家法律衡量，還是同公序良俗對表，是非曲直、美丑善惡都彰然若顯。不管出于怎樣的動機，對它的曲解和過度消費，從主觀上講都是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從客觀上看則是唐突底線、消解共識。無視掃黃打非的社會意義，在“娛樂至死”中制造輿論狂歡，不僅造成莫須有的價值混亂，更讓一些媒體自身陷入公信力危機。

盡管相關報道在細節和手法上尚有可商榷之處，但履行媒體曝光色情、監督治理的職責，這一點無可厚非。事實上，面對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面對有些網民劍走偏鋒的情緒，媒體更應反思：是不顧社會后果、漠視公共利益、一味迎合偏激情緒，還是在魚龍混雜中去偽存真、在眾聲喧嘩中激濁揚清？在價值多元的社會轉型期，媒體將何以自處，才能肩負社會責任、不負公眾期待？

越是在海量信息、多元聲音混雜的環境中，公眾對主流價值和權威聲音的倚賴和從屬感越強。研究顯示，70%的人會利用傳統媒體驗證網絡信息的準確性。正因如此，現代國家都承認，大眾傳媒是維持社會認同最重要的載體，對輿論走向負有最重要的責任。身處社會轉型期，面對觀點百舸爭流、表達千帆競發，媒體更應在多元中立主導、在多樣中謀共識，做法律底線的守護者、主流價值的弘揚者、社會共識的締結者，傳播事實真相，而不是夸張炒作；彰顯主流價值，而不是割裂社會共識；引導社會輿論，而不是迎合偏激情緒。如果一味充當網絡攪拌器，放大錯誤判斷、傳播糊涂邏輯，無疑是對其社會職責的背棄。具體到東莞掃黃，過度娛樂化、一味偏激化，模糊了對色情行業的基本判斷，更遑論樹立文明共識？一路狂歡的盡頭，是媒體責任與社會心態的共同沉淪。

即便是標榜“新聞無禁區”的西方國家，也同樣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一個憤世嫉俗、唯利是圖、蠱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制造出像他一樣卑劣的民眾。”試想，為了“眼球效應”，就不惜迎合偏激情緒，奉行“娛樂至死”，在這樣的行為方式下，對話讓位于對立、理性匍匐于情緒、建構屈從于解構，媒體如何能夠守護文明底線、傳遞社會正能量？尤其在網絡時代，媒體一言不慎，就可能啟動輿論的“核按鈕”，怎能不珍視自身的話語權和責任感？

有人這樣描述媒體的社會責任：“當社會哭時，不讓大家哭得更傷心；當社會笑時，不讓大家笑得太狂妄”。換句話說，媒體是社會輿論的穩定器，也是社會心態的導航儀。東莞掃黃的輿論風潮，同樣是一個共同反思的契機——媒體牢記職責、敬畏真理，公共輿論才會少一些噪音雜音，社會心態就會多一些理性平和。(鐘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