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體現為高新科技對都市文明的不斷提升和持續建構。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包含著這樣一個判斷，即都市文明是比鄉村文明更現代的文明。而這個“現代”或曰“現代性”的主導方面，就體現為都市文明構成中的高新科技含量。數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預言：美國的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鎮化，是21世紀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似乎也可以說，城鎮化和與之緊密相伴的新技術革命，也是帶動我們文化發展的兩大引擎。事實上，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革命性變化。我們當前文化建設中對“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強調，其實也是我們城鎮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設舉措。這個融合有利于轉變文化發展方式，促進文化又好又快發展；有利于豐富文化樣式業態，滿足人們多樣化文化需求；有利于掌握文化發展的主動權，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

第三，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必須考慮實現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功能。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要求，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要優化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調發展；要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要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我國城鎮化工作的上述要求，本質上是對文化轉型發展的要求。也就是說，文化的轉型發展，一要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二要有助于合理布局、協調互補，三要有助于節約集約利用資源，四是有助于傳承文化、強化特色。我們的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由這種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將順應并引領人的全面發展。

第四，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需要強化“文化綜合創新”的意識。城鎮化對于我們這個以農為本的國度而言，本身就體現為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相對于我們既往的鄉村社會而言，城鎮化意味著更為龐大的人口流動和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也因此生成著更為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更為包容的人文精神。城鎮化及其導入的都市文明就其本質而言，是流動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這樣一種新的都市文明的建構，往往不是“以不變應萬變”似的“繼承創新”，而是如哲學大師張岱年所說的“文化綜合創新”。“文化綜合創新”的理念，是張岱年探索中華文化重建和復興時提出的。提出的起因是超越文化上“傳統主義”“西化主義”的兩極性和單向度立場，堅持文化內容的可選擇性并倡導文化“優選法”；而“文化綜合創新”的意旨，則在于對多重文化因素進行有機融合、會通以有效實現文化轉型發展。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匯流的時代大潮中，看到科技創新呼喚和孕育了系統集成思維，提出了“大成思維學”的系統思考。結合錢學森的思考來看張岱年的理念，我以為在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中需要強化的是“集成創新”意識。因為“大成思維”就是“集大成”的思維，“文化綜合創新”就是“文化集成創新”。所謂“文化轉型發展”意味著對文化創新要素的選擇、優化，以及在那一基礎上的建模、構型。

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推進城鎮化主要任務，其中有一項是“提高城鎮建設水平”。城鎮建設水平，既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其文化魅力所在。因此，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在順應并引領城鎮人的全面發展時，還要努力建構并提升城鎮文化的精神品質。對此，工作會申說“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的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這項任務告訴我們，中國的城鎮化是飽浸著中國“天人合一”理念的城鎮化，是守望鄉愁、延續文脈的城鎮化，這也是我們文化轉型發展中不移的信念和不變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