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執法的行為糾偏和矯治功能，關鍵不在于處罰的強度，而在于執法的密度與持久度

闖紅燈可謂現代城市治理的頑疾，如何有效糾治這一現象，讓不少城市管理者傷透腦筋。在經過近一個月“緩沖期”之后，北京5月6日正式開始對“組團式過馬路”說“不”，對不聽勸阻、帶頭硬闖紅燈的行人和非機動車分別處以10元和20元的罰款。

想鏟除闖紅燈這樣的“城市牛皮癬”，僅僅寄希望于一場運動式的治理并不現實，即便是像北京那樣將專項整治貫穿全年，其持久性的效果也有待觀察。所以出現“組團式過馬路”的現象，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迅速進入汽車時代，但道路文明水平卻沒有隨之迅速提高。因而倡導交通文明，培養公民對法律規則的尊重和信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問題在于，如何培育公民的這種規則精神？

伴隨著城市化的步伐，行人闖紅燈的現象一直如影隨形。執法時緊時松，一些城市的馬路秩序也時好時壞，在這種執法游擊戰中，交管部門面臨的困境在于：人人都有可能闖紅燈，但執法力量不可能強大到對每個行人盯梢的地步，于是治理者往往在情況嚴重時展開集中式治理，尋求短期內的治理效果。一旦秩序好轉，執法的松懈便導致闖紅燈現象回潮，久而久之易在民眾中形成誤區，闖紅燈是“正常”的，等紅燈反倒成了“異類”，甚至在違法行為受到矯治時感到不適應，出現抗法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