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道理上說，這些都不能成為否定嚴格處罰的理由。那就要從這類處罰的可行性上進一步分析。行人不像司機，一有違章就可記錄在案。發現、記錄和處罰行人的交通違章，不但執法成本高，技術操作層面也極為困難。像浙江省公安廳這樣的大規模的“集中”行動，顯然很難持續，如果只能“集中”見效，則過后又一切依舊。

客觀地說，對行人違章行動的處罰雖然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確實沒有很好地落實。我以為主要原因并不在執法部門對行人違章法外開恩，而在于難于操作，故往往知難而退。既然不能像懲治酒駕那樣以可行的強制性規則迅速生效，那么，治理“中國式過馬路”，需要文火慢熬的慢功夫，應該在著力改善城市交通狀況的基礎上，努力提升人們的交通文明意識和規則意識。當守規則者不再有“挺傻”的感覺時，“中國式過馬路”的景觀才會消失。（劉國強四川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