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信任增加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也讓人的情緒變得負面。一方面對陌生人處處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責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親人朋友遇事少“出頭”。這種糾結提示，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必須處理好重構社會信任這一課題

　　老人摔倒沒人扶——最近，各地頻頻出現的這類事件讓人普遍感到心痛又困惑：人與人之間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數人會發現，我們早已習慣用戒備的眼神、懷疑的心態來對待陌生人。

　　幼兒園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給陌生人開門”；在家中叮囑老人：“陌生的電話號碼不接”、“買東西不聽陌生人的推薦”；銀行門口擺放著提示牌：“不給陌生賬戶打款”；社區警務站貼著海報：“陌生人搭訕輕易別理睬”……

　　到2010年底，全國常住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已有20多個，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達2000多萬。社會學家說，中國已進入“陌生人社會”。美國知名學者弗里德曼有一段關于“陌生人社會”的經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們的孩子，建筑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錢投資……”

　　從過去的“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首先是一種進步。這意味著經濟規模擴大、人員流動性增強、公共服務的社會化程度提高。但是，剛剛離開“雞犬相聞”的村落、單位不再“辦社會”，難免要面對種種不適應。首當其沖的就是：該如何和陌生人相處？

　　多數人會本能地希望把必須要相處的陌生人變成熟人，托關系、人找人，因為“熟人信得過”、“熟人好辦事”。對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則首先選擇不信。公共場合看緊自己的包，如果別人委托看包，多半要搖頭。面對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會是陷阱吧”。看到小偷，猶豫著是否要干預，擔心過后被報復。而諸如“扶人者被誣陷為撞人者”、“拾金不昧卻被討要更多的錢”等案例，更強化了“幫助人可能惹麻煩”的心理，放大了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也讓人的情緒變得負面。一方面對陌生人處處提防、認為這是讓自己利益免受傷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責他人“麻木不仁”、“見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親人朋友遇事別“出手”、少“出頭”。透過這種糾結，不難發現，人的內心始終在向往溫暖，良知和傳統美德遠未消失。同時這種糾結也提示，在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重構社會信任這一課題。

　　“陌生人社會”并不必然伴隨著冷漠。如果說在“熟人社會”，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過道德來實現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會中，彼此不熟悉、人員流動性強等因素會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這時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權威以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一個高度法治化的社會，法律制度憑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權威性承載著社會成員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時，盡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對方的狀況，但會相信一旦出現欺詐失信行為，可以通過正當的方式“討到說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決。相應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會去扶，因為相信萬一被訛詐、法律會還原真相，而不誠信的一方會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個宏大的系統工程，大力推行誠信教育、道德教育無疑極其必要。不過，當完全陌生的兩個人相處并涉及種種復雜的利益時，道德是否缺席是誰也拿不準的事。核心的任務當是樹立起法制的權威，讓人們對法律“懲惡揚善”的功能有信心，進而自覺按照規則和公共精神辦事。(白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