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暴利誘惑下，一度有七成央企進入房地產行業，七成央企涉及經營非主業的賓館酒店。有了高額利潤，這些壟斷行業就有了擅自提高工資水平、支付高額獎金的沖動，造成這些企業與社會平均工資差距越來越大。

說到底，只要壟斷企業控制著紅利的支配權，即便管住了工資，也很難管住濫發獎金、福利的現象。所以，如何規范壟斷行業高收入，已不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而是一個“怎么辦”的問題。關鍵就看政府能否下定決心，真正抓住分配失衡的本質和穴位。

一方面，必須加快國有資源配置的結構性調整，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加大收租分紅力度。另一方面，可利用稅收杠桿，對某些壟斷行業加征或提高利潤特別調節稅（如對資源行業征收暴利稅），減持上市公司國有股等，將這些所得用于社會的公共建設，改善民生。據測算，未來5年，國企年平均利潤將超過2萬億元，如果將其上繳紅利提高1倍，用于社保領域，則每年新增加的社保資金將超過1000億元。

從全球看，國有企業都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標桿。當前國企特別是壟斷國企的分配出了問題，就是因為沒有很好地體現收入分配的社會公平標桿作用。所以，必須加快國企特別是壟斷國企利潤分配體制改革，從制度上堵住企業濫發獎金、福利的漏洞。同時，在考核國企時，有關部門應逐步改變單純把經濟指標作為唯一或主要指標的考核方式，引導企業主動將利潤用在服務社會、反哺民生上，增強國有企業的責任感、公益心。（杜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