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九連跳”引發了一場關于自殺問題和企業責任的社會對話。在這場對話中,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媒體的報道推動了整個對話機制。

自殺行為因為其個人性和非強迫性而不能找到直接負責人,然而,自殺這一社會現象背后卻隱藏著眾多的隱形負責人。個人的原因千差萬別,人們卻普遍認為,自殺行為頻發是社會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一次看似偶然和隨意的自殺是長時間的綜合的結果,極有可能與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成長經歷等各種因素有關。既然知道這一原因是長期的,然而人們卻傾向于將這一問題的解決短期化。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一個假設,假如富士康的某位主管領導受不了輿論壓力也選擇自殺,那么,誰又是謀殺者?

在富士康“九連跳”事件中,看上去媒體似乎主導了此次對話,但少有人注意這場事件中的“缺場者”。我們看到,中國類似于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成千上萬,但卻少有企業家階層出現在這一對話中,比富士康更“血汗”的工廠企業隱藏在更深夜幕之下。而在這一對話中,我們同樣看到了政府的不置一詞,仿佛這只是企業的事情。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這一對話中的大眾,他們在各種網頁中留下自己對無良企業的痛罵,然而,他們并沒有參與對話,只是在圍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