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在這位記者眼中，“血汗工廠”應是什么樣子。我也不知道他為什么忽略了報道中呈現出的那些員工總是要求加班，員工之間“一個個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及“人幾乎被機器劫持”、“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腳來交換5分鐘的休息時間”、“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卻難以找到屬于自己的‘8’”的情形？這難道可以成為否決富士康作為“血汗工廠”的條件？我注意到報道無數次地援引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一些關于自殺的論述，但為什么卻也放過了涂爾干的另外一個判斷，那就是“高自殺率伴隨著過度的個人自由和過度的控制”。

報道拿無數的打工者涌入，以及工廠的“井井有條”來作為證詞，倒讓我想起秦暉先生《“血汗工廠”辨析》一文來。他說，有一種對“血汗工廠”的辯護是，“你說是血汗工廠，很多人想進還進不來呢！”但僅僅這么說，在國際上沒有說服力。因為“血汗工廠”這個概念本來就是在19世紀后期出現在西方自由雇傭制度的范圍內的。進而指出，“血汗工廠”這個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與 “科學的企業管理”經常并存。當時著名的科學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羅制和流水線作業，以及高激勵性的計件工資制度，都是人們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廠”事例。這一切跟富士康的情形到底有什么明顯的不同？

在秦暉的考證中，有無自治工會才是判斷“血汗工廠”的硬指標。而作為一種事實，是在“六連跳”之后，富士康相關負責人也不得不承認，工會的救助系統推廣的力度還不夠。此次報道中富士康行政總經理李金明也表示，“不管是正式組織，比如工會，還是非正式組織，比如老鄉會、同學會，普通員工都找不到，所以壓力大，卻無法舒緩。”這已是一個龐大而無法舒展的機器，一大群壓抑而不得自由的靈魂。

或許，我們仍無法揭開富士康“八連跳”之后真正的謎底，并為此開出一道可以藥到病除的良方，但我們至少可以做到，不去有意或無意地做一些有悖于常識與良知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