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要求考生簽訂誠信承諾書，對考生誠信報名、誠信考試未必能起到多大的促進作用，對高考招生考試機構而言，則似乎意味著能夠起到另外的作用。如果一個考生申請報名時提供的證明材料存在虛假不實的內容，或者在高考時出現舞弊行為，招生考試機構可以拿出之前考生簽訂的誠信承諾書，一來證明自己履行了對考生進行誠信教育的責任，二來據此譴責考生違背承諾言而無信。然而，對考生進行了誠信教育是一回事，誠信教育是否切實有效又是一回事，如果誠信教育收效不佳，考生提供虛假身份、考試舞弊之事屢禁不止，那么，即便憑著考生簽署的白紙黑字的“誠信承諾書”，憑著對違諾失信考生的嚴厲譴責，教育部門和招生考試機構也是不能免責的。好比某些地方的安全生產監管部門，他們對企業的安全生產監管，不過是偶爾去企業走走看看，發現了問題就順手下發個“整改通知書”，至于企業是否進行了認真的整改，是不是“白天停產整改晚上加班大干”，他們是無暇顧及的。萬一發生了事故，監管部門就拿出一張張“整改通知書”，試圖證明自己履行了監管職責，這樣的證明能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考生申請報名時被強制要求簽訂誠信承諾書，在近年來的高考、研究生考試、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等考試中儼然已成慣例，招生考試機構按部就班地要求考生作出誠信承諾，考生心不在焉地簽訂誠信承諾書，雙方似乎已有默契在胸而心照不宣，整個過程透著一種“不簽也得簽，簽了也白簽，白簽還要簽”的意味。幾年前，有媒體對某高校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并鑒訂了誠信考試承諾書的考生進行回訪，發現超過90％的考生不記得自己曾經簽過承諾書，更不記得曾經承諾的內容，有的考生還拿“被承諾”之事互相開玩笑。很顯然，如此流于形式的誠信承諾，在招生考試機構那里變成了一項常規的工作，在一些考生那里則淪為一種輕巧隨意的表態，如古人所言，“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考生“輕諾”難免于“寡信”，招生考試機構“多易”（認為確保考生誠信很容易）難免于“多難”（真正做起來必然有更多的麻煩），這樣的結果肯定是教育部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