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境事務處這個大廳，滿眼看到的內地孕婦，都是頂著巨大肚子臨產的真正“大肚婆”，延期居留這個手續必須孕婦本人辦理，所以，這里才有這么壯觀的景象。

大肚婆之間更容易有共同的話題，加上在異鄉，等待的時間大家就攀談起來，只是，彼此間都有一個不捅破的默契，別人不說的一定不追問，事實上，微妙的氣氛里能感覺到，每個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核心信息。

林海杰看到一個衣著特別的孕婦，因為這里的準媽媽們，都穿著合身的孕婦裝，而那個準媽媽，皮膚黝黑，眼神有點迷茫，寬大的襯衣舊得起了皺，手里還提著個紅白藍編織袋，如果不是她也大著肚子，幾乎會懷疑她是別人家的保姆。林海杰心里一酸，不知道那個準媽媽有什么故事，她慢慢走過去，微笑著打了個招呼： “你就一個人？沒有家人陪你嗎？”“我連路費都是借來的，沒錢讓家里人來。”原來，這名孕婦來自湖南，她有兩個女兒，這次是為了生兒子不惜舉債過來，為的就是給孩子一個合法的出生權。

內地赴港生子的人群里，需要借錢完成愿望的還是極少數。35歲的阿甘已經可以退休，別人可望不可即的財務自由在他身上早就實現了。他大學畢業就“趕上了好時候”，進入了深圳的外企工作，那時收入很好，投資渠道卻很少，于是掙了錢就去買房，“運氣又比較好”，買著買著就有了十幾套，光房租就足以讓全家人生活無憂。

阿甘接觸的這部分準媽媽人群中，70后占了絕大部分，想多生個寶寶的人，也都希望寶寶有更好的經濟環境，相信多數人經濟情況良好。同時他們的知識層次和2006年之前相比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更多明顯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中國，富裕階層不會把多生孩子的經濟困難看在眼里，最底層的農民因為養育成本低，也不在乎罰款而多生，計生政策卡住的反而是中間的工薪階層。有一部分靠向中產階級的人選擇到香港超生，這是他們可以選擇的經濟、安全、合法的途徑。

一位研究過計生法的法學碩士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在現有法律中，沒有法律條文可以處罰內地赴港生孩子的行為，而且“這事兒有關方面還不方便說太細”。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2008年接受鳳凰衛視主持人吳小莉的采訪時，被問到內地赴港超生寶寶時，曾含糊地回答：“完全杜絕比較難。現在好像沒有看到加重的趨勢，那么加重了，我們再想加重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