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奇才蘇軾不僅是杰出的文學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學批評家。在對詩歌的社會功能和審美特性的認識上，蘇軾有自己的見解和思想淵源。

一、強調“詩須要有為而作”

蘇軾具有仁政愛民的思想和積極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視文學積極的社會作用，強調有為而作，針砭時弊。他在《題柳子厚詩》中寫道：“詩須要有為而作……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在《鳧繹先生詩集敘》中贊揚顏太初的詩文：“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要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可見，所謂“有為而作”，目的在于揭發當世政治的過失和社會中的種種不平，從而達到“療饑”“伐病”的功效。蘇軾曾寫過一首《戲足柳公權聯句》詩，其序云：“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足成其篇云。”其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唐文宗）。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柳公權）。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蘇軾補句）。”蘇軾的意圖十分明確，寫詩就要充分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有所勸誡，有補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飾現實，阿諛奉承。蘇軾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詩獲罪的原因時說：“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仍復作詩文，寓物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圣意。”①這說明蘇軾確是有意繼承風、騷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提倡充分發揮文學的社會功能，以揭發流弊，拯時救世。他的《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吳中田婦嘆》等詩作，正是在這種文學思想指導下創作的現實主義名篇。蘇軾《答喬舍入啟》中寫道：“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后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后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體用”還是重“華采”與國家的興亡聯系起來，強調“以體用為本”。“以體用為本”與“有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的蘇軾文藝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