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作為魏晉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琴的緣分就極深。他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寫道：“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是廣為傳頌的名句，是詩人對自己理想生存狀態的生動描繪。嵇康傳世的詩數量有限，但是，提到彈琴的詩句卻極多，居魏晉詩人之首。《文選》卷十八載有他專門詠琴的《琴賦》，結尾寫道：“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把這幾句詩和蔡邕《釋誨》中胡老援琴而歌的詞句相比，所構成的境界極其相似。從蔡邕到嵇康，他們理想的人生境界離不開琴，琴是他們的精神寄托，是獨立人格的象征。他們親手彈奏的琴聲，是自己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生命的自由吟唱。難怪嵇康被斬首前還要彈奏一曲《廣陵散》。臨終時他沒有太多的話語，唯一的遺憾就是他死之后《廣陵散》失傳。陶淵明和魏晉名士不是一類人物，但是，在追求人生自由時以琴為寄托，卻和魏晉名士沒有根本的差異。《時運》詩稱：“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答龐參軍詩》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陶淵明詩中頻繁出現的意象是歸鳥、孤松、白云、秋菊，同時還有清琴。琴和其它四種自然物象一樣，作為人生自由的象征出現。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曾經受學于蔡邕，他繼承師業，同樣是彈琴高手。阮瑀之子阮籍，是魏晉名士的主要代表，善嘯，亦善彈琴，他的《詠懷詩》第一首寫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第四十七首又寫道：“青云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彈琴是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抒發苦悶的一種方式。阮籍之侄阮咸，“竹林七賢”之一，《晉書·阮籍傳》記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彈琴成為阮咸放達性情的標志。阮咸之子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甚至可以“終日達夜”彈琴，彈琴成了生命的一部分。阮氏一門的精湛琴藝，最終都來源于蔡邕。由此看來，魏晉名士把琴和人生的自由聯系在一起，是蔡邕首開先河。

如果我們對東漢中后期文人的琴藝不是僅僅視為作家本人所具備的才能、技藝，而是置于古代作家生命意識的覺醒、獨立性的增強，以及藝術才能多樣化、人的豐富性日益展開的背景下加以審視，那么，它的重要意義就充分顯示出來。它不僅是東漢作家達到較高文化層次的標志，而且澤及魏晉時代的文人。琴文化的傳承，昭示了作家主體意識的增強、個性的突出、人的藝術才能日益多樣化，這種趨勢在魏晉南北朝一直持續著。

翻檢這段歷史，不禁讓我們對傳統文化在今天的傳承有兩點沉思：一是文人需要怎樣的修為？琴棋書畫的修養標準并不是不合時宜了，只是那種凝神靜氣，那種刻苦砥礪，阻礙了當下一些文人的急功近利的躁動，因此這種美好才遠離了我們。魏晉名士的灑脫有其消極一面，但灑脫又不失為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是人的生活豐富性的高標。二是對傳統文化的拯救迫在眉睫。多少人在空喊，但又有多少人在腳踏實地的勞作？我們要意識到，無數的文化精粹不斷地流逝在彈琴的指間。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承的民族，才能是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