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書畫，在千百年來一直是中國文人完成自身修養的標準，雖然樣樣精通者極少，但文人們卻不斷的孜孜以求。其中“琴”，作為文人舞文弄墨之余的另類娛樂工具，備受文人鐘愛。我們在考察“魏晉風度”用琴聲表達的浪漫心曲時，就會發現，早在東漢中后期，就出現了具有高超琴技的文人，以及對琴的文化理解的深邃思想，漢晉之間琴文化的傳承痕跡十分明顯。

東漢中期的兩位作家馬融和張衡，都具備較高的藝術才能。《后漢書·馬融列傳》記載：“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這種藝術才能成為馬融達生任性的資本，帶有魏晉名士放達的意味。《后漢書》張衡傳記里雖然沒有記載他有彈琴的才能，但在他的《歸田賦》中透露了這方面信息：“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五弦，就是琴。張衡把彈琴和從事文學創作都視為人生的樂事，這說明他也精于琴藝。東漢文人藝術多樣化的進程從馬融、張衡那個階段就已經開始。漢末文人蔡邕后來居上，在音樂上的造詣遠遠超過馬融和張衡，對后代的影響更是高出一籌。梁元帝蕭繹所撰《纂要》列舉古代名琴，有黃帝的青角、齊桓公的號鐘、司馬相如的緣綺、趙飛燕的鳳凰，還有蔡邕的焦尾。在中國古代琴文化的發展史上，蔡邕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蔡邕對于琴這種樂器的制作、演奏和理解都有很深的造詣。《初學記》卷十六引錄蔡邕所撰集的《琴操》，其中說道：“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文上曰池，下曰濱。前廣后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大弦為君，小弦為臣。”蔡邕把琴的構造、形制與天地宇宙聯系起來，認為琴的長度象征一年的天數，琴的前廣后狹、上圓下方象征尊卑之序和天地之形。他還把琴的大弦、小弦與人間的君臣建立起對應關系。天地人合體，這是漢代文人重要的理念。蔡邕對于琴所作的解說，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特征，琴有五弦七弦之別，蔡邕認為五弦象五行，應劭的《風俗通義》則稱“七弦以傳七星”。無論琴的形制構造如何，漢代文人都能把它提到形而上的高度，把它和宇宙精神溝通。蔡邕把琴弦視為君臣和諧的象征，這是他所寄托的理想。蔡邕也充分認識到了琴的多方面功能，他在解說琴時，一方面把它和現實政治聯系，同時，又把它視為遣情娛性，提高自身修養的工具。蔡邕在創作《釋誨》時對自己的精神境界理想化，也對琴聲的功能理想化，描繪出的是援琴而歌、獨立自主、自由自在的華顛胡老形象，這個形象是蔡邕本人的化身，在《釋誨》中他的身性確實得到調理，返回本原狀態，成為超脫于世俗之外的自由人。蔡邕琴緣所營造的這種人生境界，對后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名士直接承襲其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