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父子世襲，其記事方式也代代傳承。直至春秋，諸侯太史的筆法仍保持著較多傳統(tǒng)特點(diǎn)。我們對讀殷墟甲骨文與《春秋》，會看到二者文字有不少相同之處。這里暫舉數(shù)例說明。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書“齊人侵我西鄙”、文公七年書“狄侵我西鄙”、襄公十四年書“莒人侵我東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記述方式，早已見于殷墟甲骨文，如羅振玉舊藏一版大骨（即《殷虛書契菁華》第一片，《合集》6057，現(xiàn)藏國家博物館），其上契刻賓組大字卜辭，有“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記載。上述諸例中的我均指我方，在《春秋》中指魯，在殷墟卜辭中指沚戛的屬地；鄙是邊地，鄙中有邑，小邑規(guī)模略同于村落?！洞呵铩冯m未見殷墟甲骨中“某征我”的辭例，但與之相近的“某伐我”“某伐我某鄙”之類記載史不絕書，如莊公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文公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八年“莒侯伐我東鄙”等，此類文字與殷墟卜辭相比，筆法也基本一致。饒宗頤先生在其名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164頁）中已提到這一點(diǎn)。

史官言征，是說大舉攻伐，言侵，是說軍事行動隱蔽。《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傳例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迸c殷墟卜辭反映的侵、伐規(guī)模基本相當(dāng)：商王武丁“伐”敵對方國，出兵人數(shù)一般是三千人（《英藏》558、559）或五千人（《合集》6409、6539），多者則可達(dá)到一萬三千（《英藏》150“登婦好三千登旅萬）；而“侵”的規(guī)模相對較小，如方一次入侵，被侵犯的只有七十五人（《合集》6057正）。從殷至春秋，史官言伐，均不分內(nèi)外，也是傳統(tǒng)筆法。殷墟卜辭中屢見商王武丁“伐土方”“伐方”“伐下?！薄胺フ俜健?，是自內(nèi)向外；帝辛?xí)r“遇人方伐東國”（《輯佚》690）、“遇盂方率伐西國”（《合補(bǔ)》11242），是從外而來。西周金文中的“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魯侯簋，《集成》4029，成王世）、“唯周公于征伐東夷”（方鼎，《集成》2739，成王世）、“唯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集成》2751、2752，昭王世），是自內(nèi)向外；而“淮夷敢伐內(nèi)國”（彔卣，《集成》5420，穆王世）、“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東國、南國”（禹鼎，《集成》2833，厲王世），是由外而來?！洞呵铩冯m無“我”向外征伐之例，但《左傳》襄公十一年載鄭卿子展有“我伐宋”之語，可為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