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禮》《易》《春秋》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文獻，記載著商周兩代的重大事件、典章制度、詩歌禮儀、社會生活，堪稱華夏民族的“圣經”，漢唐以來被儒家奉為經典。其中，《春秋》是東周時代的魯史，也是我國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史書。自戰國至清代，學者一直為《春秋》及其三傳（《左氏》《公羊》《谷梁》）作注疏，訓詁字句，闡釋義理。今天，解讀、研究《春秋》仍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學術工作，要在前人成果基礎上更進一步，需充分利用出土文獻材料，特別應加強殷墟甲骨文與《春秋》的對讀和互訓。過去治《春秋》的學者沒有注意這一方法，治甲骨的學者雖偶引《春秋》《左傳》與卜辭互證，亦未專門論及春秋與殷代史官記事筆法基本一致的問題。故筆者不揣谫陋，略述如下，請方家指正。

《春秋》與殷墟卜辭的文字之所以多有相同、近似之處，是因為周代王室及諸侯史官大多出身于原殷人史官家族，繼承并沿用了殷代以來的傳統記事筆法。周人文化本較落后，克商前就受到殷文化很大影響；克商后，周人為統治國家及建立禮樂制度的需要，很重視掌握著文字、禮儀且諳熟治亂、成敗的殷人史官，積極加以任用。在周初此種歷史背景下，殷人史官家族遂紛紛效力于周王室及其貴族。如微史家族前來投奔武王，被周公安置于周原，世代供職于王室；屬于同一家族的作冊令、作冊大分別臣屬于位高權重的周公、召公家族。魯侯是周公家族的分支，擁有殷人史官，是不難理解的。據《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周初封魯，除賜給魯侯以人民（即“殷民六族”）、土地、官員、禮器、典冊，還有祝宗卜史。（祝宗卜史的職掌相近，卜史往往不分，學者或通稱之為史官。）據此，書寫《春秋》的魯太史應是舊有殷人史官的后裔，且世守其職。

殷人史官記事，其遣詞用字有較為固定的形式。我們今日已無法看到殷代用毛筆書寫的竹簡木牘，但仍可從甲骨刻辭、青銅器銘文等出土文獻中窺見當時卜史行文的傳統筆法。特別是殷墟出土的15萬片有字甲骨（據胡厚宣先生統計數據），直接反映了殷人史官的記述習慣、政治觀念和鬼神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絕大多數材料是卜辭，即占卜記錄，但包含鬼神、祭祀、戰爭、農業、田獵、天象、疾病、歷法等豐富內容，涉及當時社會中王室、貴族、平民和奴隸等各個階層。經過百余年的研究，學者已從殷墟甲骨文中歸納出眾多辭例。這些辭例對考釋文字、訓詁詞句頗為重要。如20世紀初甲骨學甫一起步，孫詒讓即據卜辭辭例釋出“貞”字，但亦因相關辭例不足，導致他將“王”字誤釋為“立”。又如學者經過閱讀大量卜辭，得知“我受年”“帝授我祐”等常見內容中的“我”指商王室而言，并非是商王自稱。我們認識殷人史官的筆法，就主要根據殷墟甲骨文的辭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