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公認淵明的詩平淡。陳后山嫌它“不文”，頗為說詩者所驚怪。其實杜工部早就有這樣看法，他贊美“陶謝不枝梧”，卻又說：“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大約歡喜雕繪聲色鍛煉字句者，在陶詩中找不著雕繪鍛煉的痕跡，總不免如黃山谷所說的“血氣方剛時，讀此如嚼枯木”。閱歷較深，對陶詩咀嚼較勤的人們會覺得陶詩不但不枯，而且不盡平淡。蘇東坡說它“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劉后村說它“外枯中膏，似淡而實美”，姜白石說它“散而莊，淡而腴”，釋惠港引東坡說，它“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都是對陶詩作深一層的看法。總合各家的評語來說，陶詩的特點在平、淡、枯、質，又在奇、美、腴、綺。這兩組恰恰相反的性質如何能調和在一起呢？把他們調和在一起，正是陶詩的奇跡；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許多不同的性質調和在一起，是同樣的奇跡。

把詩文風格分為平與奇、枯與腴、質與綺兩種，其實根于一種錯誤的理論，仿佛說這兩種之中有一個中和點（如磁鐵的正負兩極之中有一個不正不負的部分），沒有到這一點就是平、枯、質；超過了這一點便是奇、腴、綺。詩文實在不能有這種分別，它有一種情感思想，表現于恰到好處的意象語言，這恰到好處便是“中”，有過或不及便是毛病。平、枯、淡固是“不文”，奇、腴、綺也還是失當，蓬首垢面與涂脂敷粉同樣不能達到美。大約詩文作者內外不能一致時，總想借脂粉掩飾，古今無須借脂粉掩飾者實在寥寥。這掩飾有時做過火，可以引向極強烈的反感，于是補偏救弊者不免走到蓬首垢面的另一極端，所以在事實上平、枯、質與奇、腴、綺這種的分別確是存在，而所指的卻都是偏弊，不能算是詩文的勝境。陶詩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質不綺，因為它恰到好處，適得其中；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它一眼看去，卻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質亦綺。這是藝術的最高境界。可以說是“化境”，淵明所以達到這個境界，因為像他做人一樣，有最深厚的修養，又有最率真的表現。“真”字是淵明的惟一恰當的評語。“真”自然也還有等差，一個有智慧的人的“真”和一個頭腦單純的人的“真”并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是spontaneous與native的分別。淵明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蒸餾過、洗練過的。所以在做人方面和在做詩方面，都做到簡練高妙四個字。工部說他“不枝梧”，這三個字卻下得極有分寸，意思正是說他簡練高妙。

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么醇、那么煉。屈原低徊往復，想安頓而終沒有得到安頓，他的情緒、想象與風格都帶有浪漫藝術的崎嶇空兀的氣象；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杜甫還不免有意雕繪聲色，鍛煉字句，時有斧鑿痕跡，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貼的句子；淵明則全是自然本色，天衣無縫，到藝術極境而使人忘其為藝術。后來詩人蘇東坡最愛陶，在性情與風趣上兩人確有許多類似，但是蘇愛逞巧智，缺乏洗練，在陶公面前終是小巫見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