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至4月8日，閩西日報記者先后走訪了中心城區多家“托管班”，并對部分經營者、學生、家長及相關部門進行了調查采訪，力圖呈現當前“托管班”現狀、業態及存在問題。

每逢學生放學，總能看見一些“托管班”的工作人員舉著牌子，在學校門口接學生。

現場直擊：

良莠不齊 存在較多隱患

4月1日傍晚，中心城區人民路西安社區。

這里多為居民早期自建樓，巷子里高高豎立的多塊“托管班”廣告牌很顯眼，這些“托管班”主要接收附近西安小學和龍巖七中的學生。

按著廣告指引標志，記者隨機探訪了西安社區的3家“托管班”。其中，有位于巷口附近由店面改造而成的A“托管班”，有設置在路邊民宅樓上的B“托管班”，有隱匿在深巷老舊民宅之內的C“托管班”。

在A“托管班”內，記者見到店面被簡易隔板分隔成三部分，分別為用餐區、高年級教室和低年級教室。記者以給正在上一年級的孩子找托管的名義，找到了A“托管班”的老板，老板介紹說：“低年級新生在這個小教室，隔壁那間教室是高年級的。”老板稱，他辦托管已經有三四年了，很有經驗，也有比較固定的生源，目前有三十六七個孩子。

老板一邊說著，一邊領著記者參觀位于店面背后的廚房。他說：“孩子吃飯可以絕對放心，我這不僅廚房設施設備較為專業，都是用蒸汽爐，而且廚房阿姨也有健康證的。”

而另外的B“托管班”和C“托管班”，則由民宅改造而成，基本組成也大致如此，一個房間內擺上幾套桌椅，墻上掛塊白板，便成了教室。記者到訪B“托管班”時，幾名年輕的老師正在用餐，她們自信地說：“我們這里特色就是伙食比較好，其他一般是三菜一湯，我們是四菜一湯，而且我們自己都在這里吃飯，衛生條件肯定過關。”隨后，記者跟隨一位老師參觀了廚房，這些廚房和普通家庭的一樣，但記者未見到任何消毒設施設備。

我們從這些年輕老師口中得知，她們基本畢業于大中專院校，每人負責輔導不同年級的學生。記者注意到，B“托管班”里當時僅有兩名學生，而且正在老師辦公室里玩電腦。老師解釋，之所以現在學生不多,是因為大部分學生晚上6點前就回家了，只有部分學生晚自習到8點。

尋找C“托管班”，記者著實費了一番工夫，其地點實在太隱蔽。記者走進一條幽深昏暗的窄巷，發現一棟民宅天井里擺著七八把雨傘，記者推門而入，見二樓有燈光，循著光線看去，才知道樓上便是C“托管班”。在樓上人員的指引下，記者打開右側鐵門，順著寬度不到80厘米的樓梯來到三樓。或許為了保障學生安全，樓梯靠近天井一側已用鐵網封死。緊閉的鐵門、狹窄的樓梯、封閉的鐵網，一旦發生火災，很難想象慌亂中的學生如何逃生。

到達三樓后，記者見到左側有三間十多平方米的教室，擺著三四排的課桌椅，里面擠了不少學生，有老師正在輔導學生功課；而右側一間較大房間里，同樣排著課桌椅，但學生不多。

見有人到訪，女老板顯得有些謹慎。她只是簡要向記者介紹了收費標準，至于老師方面始終不愿意多談。“老師方面你絕對放心，孩子交給我們就是為了提高成績。”而當記者對民宅的安全表示擔憂時，女老板肯定地說：“孩子交給我們，肯定保證安全。”

為進一步了解情況，4月2日，記者又分別走訪了位于龍巖實驗小學周邊、蓮東中學、龍巖師范附小周邊的部分“托管班”。

在實驗小學周邊生活小區，記者隨機敲開一家“托管班”的門，只見約80平方米的房間，被劃分為生活區、休息區和學習區。在休息區里，放置著4張有上下鋪的床。在學習區里，有幾張課桌椅供學生做作業。

經過多日走訪，記者注意到“托管班”基本上集中在學校附近的居民區，都是將房間簡單改造后，擺上幾張課桌椅，且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在衛生、消防方面存在較大隱患。

圖為某“托管班”的兩名孩子做完作業后，正在一邊下棋，一邊等待父母下班。

家長心聲：

實屬無奈 可解后顧之憂

父母都要工作，爺爺奶奶又不在身邊，孩子放學后該去哪里？這似乎成為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如此一來，把孩子送去“托管班”就成了許多家長的權宜之計。

“我和老婆都要上班，家又住在龍騰路附近，中午2小時休息時間，來回接送孩子時間都快不夠了，更別說回家做飯吃飯了。”在某事業單位上班的張先生告訴記者，孩子在龍巖初級中學讀書，從學校到家里至少得半個小時，基本上回家吃完飯就得出發去學校，不僅孩子來回折騰，家長也特別辛苦。送“托管班”既能解決孩子吃飯問題，也不用擔心午休問題，也有人看管，家長比較省心。

上個月剛把讀一年級的孩子送“托管班”的周女士倒不是因為家離學校遠，而是因為孩子放學太早，實在沒法接送和照顧。她說：“現在小學低年級中午11點多就放學了，下午3點50分放學，基本上自己上班沒多久就得接孩子，有幾個上班的家長能做到？”無奈之下，周女士便給孩子報了個“午托”加“晚托”，晚上6點前她去接孩子回家。

今年8歲的佳明（化名）如今在實驗小學讀一年級。由于佳明放學較早，加之父母工作繁忙，因此父母便將他寄托在學校周邊的一家“托管班”。

“每天一放學，我就到這里做作業，做完作業就和其他同學一起玩，到了晚上6點，媽媽會開車來接我。”佳明告訴記者，“托管班”里還有三個是他的同班同學，每天放學后，他們就一起到“托管班”，一起吃午飯，一起做作業，然后一起玩耍，最后父母們再把他們各自接回家。

記者了解到，將孩子送往“托管班”的普遍是雙職工家庭，或平日工作繁忙，或工作地點離家或者孩子學校較遠，無暇照顧孩子中午或晚上的吃飯和休息。家長們表示，雖然知道“托管班”問題挺多，但至少解決了孩子放學后吃飯及去處問題，有些還能輔導功課，也為家長解決了不少煩惱。

在學校周邊，各種各樣的“托管班”戶外廣告隨處可見。

從業人員：

魚龍混雜 準入門檻太低

為家長解決了后顧之憂，讓“托管班”有了存在可能，而“托管班”開辦條件簡單、經濟效益可觀則成了“托管班”迅速擴張蔓延的助推器。

今年是林麗（化名）開“托管班”的第五個年頭，“相比前兩年，如今的學生數已經減少了許多，生意也不如之前好做了。”她向記者講起了這些年經營“托管班”的經歷。

林麗清楚地記得，2009年，西安小學周邊僅有兩三家“托管班”，如今已發展到十幾家。她說，當初辦“托管班”，是因為自己曾在民辦幼兒園當過老師，閑在家里，經常幫忙小區熟悉的鄰居接送孩子。后來，孩子漸漸多了，她便在小區背街處租了兩間小店面，約130平方米，添置課桌椅、黑板等簡單的教學設備，每月收取一些費用，辦起了“托管班”。

“慢慢地有了名氣，孩子也越來越多，最多時有三四十個，當然收入也還不錯。”林麗說，2011年丈夫也辭掉了原來的工作，開始幫忙打理“托管班”。那時候，她自己負責教學、輔導，丈夫則負責接送及采購食材、煮飯等。而隨著競爭的日益激烈，林麗也重新換了個距離學校更近的辦學地點，并聘請了3名本科生專職輔導學生功課。

她告訴記者，一個“托管班”的利潤其實很容易估算，房租水電、人員工資、伙食費是日常三大開支，而收入則看學生數量多少。保守估計，一個20人以內的“托管班”每月利潤起碼五千元以上。

為了深入了解“托管班”行業情況，記者多方聯系后，一家去年9月剛涉足“托管班”的80后老板江文（化名）也接受了采訪。她坦言，“托管班”生源是關鍵，上學期剛剛開張的幾個月基本是虧損，直到這學期開學后，每個月才實現收支平衡。

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兩個老師工資每月3400元，煮飯阿姨1200元，房租水電物業每月4000元，食材水果等1500元，一個月費用約1萬元；按目前招生情況算，3個“午托”1200元，14個“晚托”8400元，2個“午托”加“晚托”1800元，每月收入為11400元；收支相抵，每月大約也就保本經營，略有收益。

江文告訴記者，由于當初定位比較高，想把環境弄好些，所以費用大頭都在房租方面，而其他托管在這方面費用可以節省很多。如果是夫妻倆自己包辦的，人員工資又省了，利潤更可觀。

“我之前去工商局了解過，根本就沒有人注冊托管的，現在開了2年多的‘托管班’也沒有任何一個部門來查過。”某“托管班”老板告訴記者，據他了解目前龍巖“托管班”基本都處于無證無照、無人監管的狀態。老板半開玩笑地說：“想辦托管還不容易？租間套房，弄幾張桌椅，自己當老師，馬上就能辦起來，等到有人來檢查再說嘛！”

尷尬境地：

定位不清 不能有效監管

在調查中記者了解到，“托管班”涉及教育、工商、消防、衛生、民政等多個部門，但目前我市類似的校外托管機構因沒有準確的定位，“托管”正處于“脫管”尷尬境地，沒有一個部門能真正有效監管。

教育部門表示，校外“托管班”是一種市場行為，且經營場所都在校外，盡管托管的是學生，但“托管班”主要經營內容傾向于“托”和“管”，而非側重于教育輔導，有別于民辦教育培訓機構。

工商部門認為，目前，我市對于此類“托管班”還沒有明確的定性，這類托管機構與一般的培訓機構有所不同，工商部門也沒有辦法將其歸類登記備案。

民政部門解釋，“托管班”混亂是因為其有一定市場需求，使存

在成為可能。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及《民辦非企業管理暫行條例》相關規定，取得教育部門辦學許可的，可以到民政部門進行備案登記。然而當前我市對“托管班”并未有明確的定性，使管理存在空白，缺乏有效監管。

消防部門則告知，“托管班”隱匿于居民樓、小區內，用火、用電、用氣方面都存在安全隱患，且居民樓的逃生設計不同于辦學機構的要求，一旦發生火災，疏散逃生困難。但由于“托管班”不同于中小學校、幼兒園等機構，屬于私人行為，且大多數“托管班”都隱藏在民宅中，隱蔽性強，點多面廣，監管難度確實很大。整治“托管班”需要有關部門牽頭，消防部門配合檢查。

前世今生：

遍地開花　需求催生市場

“大約2000年前后，中心城區中小學取消營養午餐，一時間孩子們午餐、晚餐問題成了家長們的一塊心病。”一位教育界人士向記者介紹說，之后許多家長便想法子把孩子寄放至關系較好的老師家或是學生班主任家中，既能解決孩子吃飯問題，還能輔導孩子功課。

于是，有許多教師自行開辦了輔導班，招收學生進行輔導。由此也引發一系列教師收費辦輔導班等問題，當時在教育界形成了一股不良的風氣。教育部門隨即行動，出臺相關政策，明文禁止在編教師私自開設輔導班，一經發現，嚴肅處理。

這條路被堵了，但市場仍然存在，便有人另辟蹊徑。在利益驅使下，一些人開始投資開辦“托管班”，起初一家、兩家，慢慢地就演變成今天“托管班”遍地開花的局面。　　

相關鏈接：

他山之石 加強管理規范

對于這種校外“托管班”，其他城市又是怎么樣管理和規范呢？我們不妨可以借鑒。

先看福州。針對校外學生托管機構處于無人監管的情況，2010年3月份，福州市教育局、人事局、工商局、財政局等多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學生課后托管服務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學生課后托管分為校內托管和校外托管，校內托管的管理主要由教育部門負責，而校外托管則納入家政服務的管理范圍，向工商部門申請注冊登記，教育、衛生、公安消防、公安派出所等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負責相應的監管工作。

廣東省中山市是我國為數不多的出臺了《校外托管中心管理暫行辦法》的地區，明確規定了市教育局是校外托管中心的業務主管部門；市民政局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登記管理機關；市衛生局負責依法協助和監管校外托

管中心制定、落實公共場所衛生管理制度；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制定校外托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其他6個政府職能部門的明確職責。該辦法自2009年出臺后，相關部門對魚龍混雜的校外托管機構進行排查，審查合格的進行登記，僅僅用了一年時間，80多家校外托管機構就只剩下10家，對市場起到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規范管理效果。

再看深圳。《深圳市校外午托機構管理辦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規定社區居委會和校外培訓機構可以設立校外午托機構，并納入社區服務的范圍。設立校外午托機構實行申請、審批、登記制度，且應具備必要的場地、設施和與午托服務相適應的人員；有三萬元以上資金等條件。

　　（本報道由記者 劉菲菲 羅玉文 通訊員 溫連光 采寫，應采訪對象要求，內容涉及采訪對象姓名、個人信息時，均做化名或隱匿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