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衍貞在上課 朱旺龍攝

陳衍貞在上課 彭張青攝

陳衍貞在上課 柳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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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的晚上7點，陳衍貞開始備課。在這間28平方米的辦公室里，只有一個40瓦的白熾燈泡發出微弱的燈光。夏天的夜晚，周圍都是蟬鳴，一只蛾子在不停地打轉。陳老師熱得滿頭大汗，索性將藍色襯衣的扣子解開。

　　他每天都要絞盡腦汁來調動課堂氣氛。在上午一節教輕重的數學課上，陳老師用一個廢舊的啤酒瓶，兩邊用尼龍繩捆綁了教學用具，分別是圓錐體和正方體，以此來展示。何國華想了半天，才扭扭捏捏地舉出了桌子和椅子的例子，“桌子重，椅子輕”。何國香則拿出語文書和鉛筆盒，放在手中掂量掂量，遲疑了一會兒，說語文書更重。

　　“很難很難的！”曾經教過他們的何守良說。這天晚上，他來學校探望陳衍貞。他們是高中的同學，他是溪上村人，曾經在這所小學教書31年。

　　望著掛滿獎狀的墻壁，何老師頗為感慨地回憶起這所鄉村小學的過去。在他的回憶中，溪上小學最為輝煌的時期大概在1986年前后，當時至少有150多個學生。此前，這個偏遠小山村還辦過初中和幼兒園。

　　“我親手送出去的大學生就有八九個。”何老師很是驕傲，“最好的一個到廈門大學讀書，一個到英國留學。”

　　溪上村村支部書記張永春從小就在這里讀書。“當時這里好熱鬧！孩子們的讀書聲在對面的山上都聽得到。”他看著一個灰色的喇叭說，“我原來還會做廣播體操，現在連喇叭都壞了！”

　　當年，不少年輕的師范畢業生都會被分配到這所基層小學。那些老師經常帶著孩子們玩擊鼓傳花和老鷹捉小雞的游戲，有時候還會跳起福建民間舞蹈。老師們之間還會談戀愛，據說如今邵武市的一位副市長，當年就是在這所小學里找到了女朋友。

　　他們描繪的都是“哪里有炊煙、哪里就有學校”時代的教育模式，當時，“村村辦學”是農村教育的主流。自從2001年開始，國家開始對農村教育資源進行整合，對鄰近的學校進行合并，并力推寄宿制學校的建設，許多村小就消失了。

　　在何老師的記憶里，溪上小學就是從那時開始衰落的。早在2000年，這所學校還有3個老師和20多個學生。到了2006年，學校只剩下了12個學生，而且是一二年級的復式班。

　　與之對應的另一組數字是，大埠崗鎮差不多有10年不再有新分配來的小學老師。據統計，在編的86名小學教師的平均年齡是49歲。

　　這所曾經得過市級先進單位的學校日漸冷清下來。就在這間備課的辦公室里，還掛著1991年6月頒發的獎狀，可惜已經被熏得發了黑。桌子上擺放著三角板、刻度表等教學用具，由于長期沒有使用，上面蒙著一層灰。

　　雖然時至今日，何守良仍然能夠說出跟這所學校有關的一切數字，包括占地面積638平方米和校舍面積424平方米。但這一切都與他無關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有時候還會喝點悶酒。”何守良說，“我希望這所學校繼續辦下去，不然對于邊遠山區的孩子來說，上學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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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同樣感嘆的還有溪上村的第一任村支書何老漢：“哎呀，熱鬧的時候，這里坐滿了人，到處是人。”這位82歲的老人不停地強調：“男人在這里打牌，女人聊天。”

　　說這話時，他剛剛從稻田里回來，還穿著黑色的長筒膠鞋，背后的竹筐里放著茄子和南瓜等蔬菜。何老漢所說的“這里”，正是他自家開辦的小賣部門口。

　　十年前，這家私營小賣部幾乎是溪上村的中心。當時，這個村莊有5家商店，每天的收入在兩三百元。如今，這家僅存商店的老板說，一天的收入連20塊錢都不到。

　　張永春也記得，當年學校沿路都有小販售賣東西，諸如冰棒、烤魚、小蝦之類的。而如今，4個年齡至少在50歲的婦女并排坐在石板上，正在收拾剛剛從地里刨出來的花生。

　　這座閩北山村，似乎是冷清的溪上小學的放大版。走在鄉村的石板小路上，幾乎也聽不到什么聲音。除了潺潺的溪水聲和偶爾掠過的風聲，這個村莊連狗叫都很少聽到。只要花上10分鐘，你就能把整個村莊逛完。而且遇不上什么鄉親，幾乎家家戶戶都鎖著門，過節貼的春聯早已褪成了斑駁的白色。

　　如果站在村口，你會發現時光似乎還停留在30多年前。那里有間掛牌為供銷社的百貨商店。在木質的柜臺和貨架上面，極不協調地擺放著飄柔洗發水、立白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老板就像過去的國營商店營業員一樣，冷冰冰地坐在柜臺里面，既不招呼客人，也不招攬生意。

　　就連村支部書記和村民委員會主任，也說不清楚村里還剩下多少人。他們只能大概地說出，整個村里戶籍人口有635人，耕地面積668畝，山林面積10000畝。據說，村主任在城里為一家物業公司打工，村書記也把家安在了邵武市區。如今，他們村委開會都要在城里。

　　“沒辦法，村里稍微有點能耐的人都出去了。打工啊，做生意啊，都比呆在家里強。”張永春解釋說。

　　這里也是中國農村現狀的一個縮影。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日方的介紹，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就占到了農村總勞動人口的1／3，大約有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這個數字到2000年年底達到了1．8億。

　　這些數字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農村常住人口會越來越少，小學的生源也越來越少。以邵武為例，就有31所鄉村小學不足10人，它們分布在各個山村里，距離所在鄉鎮最遠的山村有40公里的路程。

　　如果家里有能力的話，何國香姐弟倆也不會在這里讀書。他們的父親何伙應61歲了，由于小時候玩火導致喉嚨沙啞，直到40多歲才娶上媳婦。娶來的鄰村女人不僅是智障者，而且右腿有殘疾。

　　這個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山上七八畝毛竹林。本來，這還能夠帶來上萬元的年收入，但身高不到1．5米的何伙應沒有什么力氣，連根胳膊粗的毛竹都搬不動，只能雇人來做。據張永春介紹，這戶人家年收入不到4000元，目前享受村里最高的低保，每個月拿210多元錢的國家補助。

　　“我沒有辦法到外面去，我老婆也是個廢人！”站在靠親戚接濟蓋起來的房子里，何伙應嘆了口氣。

　　這個特困戶孩子的義務教育問題，就成了方方面面都必須面對的難題。何國香雖然屬于智障人，但年齡仍然在九年義務教育范圍內。另一個孩子何國華剛剛上一年級，年齡實在太小，無法到鎮里住校讀書。

　　一度，村里計劃出錢到鎮上為這家人租房子，以便兩個孩子到大埠崗鎮中心小學讀書。但考慮到孩子的母親無法照顧人，父親離開了鄉村也無法謀生，這個計劃只好作罷。為此，溪上村每年要花費2000元以上來支持這所小學，其中包括校舍修繕和老師補貼等。

　　“再窮不能窮教育嘛！”張永春笑著說。據說由于修公路，村委會的經費十分緊張，但他表示將盡力把這所小學維持下去。

　　邵武市教育局的花費更大，僅教師一年的工資就在3萬元以上。對此，教育局局長熊元龍的態度卻很是堅決：“我們不能落下一個孩子，即便是殘障人。”他表示，如果將來何國華條件困難，依然無法到鎮上讀書，屆時仍將繼續為這戶人家保留這所小學。

　　按照經濟條件和家庭情況來說，如果沒有這所小學，何國香姐弟無疑將會失學。但陳老師說：“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家庭條件，都和正常人一樣，享受到接受同等教育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