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禮是以敬為主的，所以朱熹說“毋不敬”是一部《禮記》的綱領。我在清華講課時，要求學生在心里有一個大寫的“敬”字。我們現在總是在行為上作硬性規定，而很少讓學生在內心把“德”樹立起來，所以效果很差。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首先我要感謝北大學生會和主辦單位給了我這一次機會，使我能夠就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問題與北大師生作面對面的交流。

　　首先講第一個問題，禮樂文明誕生是偉大的歷史進步。我們史學界有一位泰山北斗叫錢穆， 20世紀六十年代，錢先生在臺灣接見美國學者鄧爾麟時，向他談了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見解。大家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可是它的核心在哪里？在這樣一個博大的體系中，起著最深層的影響的東西是什么？錢先生說只有一個字，就是“禮”。他說，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一個家庭到整個國家，我們所有的行為準則都是由“禮”來籠罩的。我們中國幅員如此遼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各地的風俗差別非常之大。西方人是以風俗來劃分國家的，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觀點，這么大的差別，就是不同國家了。可是在中國，不管你的風俗有多么不同、方言有多大的差別，但是在“禮”這個層面上都是認同的。禮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行為準則。所以，要了解中國文化，就非要了解“禮”不可。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以來，每當人們對傳統文化進行抨擊的時候， “禮”總是首當其沖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革命時，對“禮”的沖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四人幫”說，“禮”就是奴隸制。《論語》上有句話叫做“克己復禮”，江青說“克己復禮”就是復辟奴隸制。江青把禮與奴隸制直接劃了等號，它的惡劣影響，直到今天還遠遠沒有肅清，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為這個“禮”來正名。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談對 “禮”的認識，那么，我要說“禮”不僅不是反動、落后的東西，恰恰相反，它在中國的誕生，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一談到禮，就不能不去找它的源頭，就一定會從“周公制禮作樂”談起。大家知道，殷周之際，武王伐紂，把商朝推翻了。那時候武王身體不好，幾年之后，武王就死了。他的兒子成王年齡幼小，還在襁褓之中，不能親政，于是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來攝政。這個周公非常了不得，原本是一次尋常意義上的改朝換代，經過他的手，就變成了天翻地覆的一場體制和思想領域的革命。

　　我們清華的前輩學者王靜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論》里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說： “中國政治與文化的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中國古代二千多年文明，政權發生過很多次轉移，但大多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只是天子換了；這中間只有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就是武王克商。拿今天通俗的話來說，殷周革命就是奴隸制變成了封建制。殷商是奴隸制，我們在河南安陽的殷墟可以看到，一個商王死了以后，要殺掉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奴隸或者戰俘來殉葬。殷墟的王陵區有上千個祭祀坑，一個坑往往埋有十個被殺死的人。處于社會底層的戰俘和奴隸，沒有尊嚴可言，他們的價值與牛、羊、豬一樣，不過是奉獻給神的犧牲。殷商時代的青銅文化非常燦爛，我們所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許多最為雄偉、精美的青銅器，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但是，殷商王朝是一個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質文明雖然相當發達，但它的精神文明卻是一片空白。殷墟出土十幾萬片甲骨告訴我們，商王無論什么事情，包括明天下不下雨、打獵能否有收獲，乃至做了什么夢等等，都要占卜，這是一個神權的時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失調，只能依靠暴政來統治人民。所以，牧野之戰，七十萬刑徒前途倒戈。一個物質文明那么強大的王朝、像紙房子一樣頃刻之間就倒了！如此迅速的變化，令人感到驚訝不已。

　　《史記 -周本紀》說，周公晚上睡不著，就去找武王，發現武王也沒睡。他問武王：“你怎么還不睡？”武王說：“我哪里睡得著？一個國力那么強的王朝，頃刻之間就滅亡了，我們如何避免重蹈它的覆轍？”怎樣才能長治久安？這是擺在周人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作為政治家的周公，對商朝的歷史做了一個詳細的梳理和思考。他發現商朝前期的一些王還是很好的，特別是像祖丁啊，武丁啊，有的在位五十多年，有的在位七十多年，當時國力非常強盛。到后期的那些王，在位時間都不很長，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都是短命的王。周公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失德。周公認為商朝的滅亡不是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他們失德。失德者失人心，失人心就必然滅亡。所以我們今天在《尚書》還可以讀到很多篇周公對當年臣下的訓誥，他反反復復提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商朝亡國的教訓并不遠，就在夏的后面。那么怎么辦？他提出一個口號，叫“明德”。周公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要把“明德”作為執政綱領的政治家。為了保證這樣一個綱領的實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稱之為“禮制”，這就是著名的周公“制禮作樂”。

　　德政要怎么樣體現？德政要有制度來加以保證。周公設計的這套制度跟商朝截然不同，王靜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論》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說： “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又自其表言之，則故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于后世之帝王；又自其里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夢見也。”周公那樣一種深思熟慮、制定的體制那樣完備，后面有多少個朝代都在跟著往下走，但他們根本不能想象、也無法明白周公的用心和胸襟。王靜安先生在概括了周公制定了一些禮制之后說，周公用來綱紀天下的宗旨是什么呢？是“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王先生還說：“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周公執政，不是靠行政權力或者暴力，而是靠道德。這是我們首先要談到的，只有理解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我們才能往下談。

　　我們現在讀《尚書》，感到非常親切，因為它里面很注重民意。它里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酒誥》，商朝人很喜歡飲酒，惟長夜之飲，喝得連日子都弄不清了，最后亡國了。周公就告誡自己的官員不要酗酒，誰要是酗酒就把他殺了，要汲取歷史的教訓。他里面有這樣一句話： “無于水鑒，當于民鑒。”意思是說，要把老百姓對執政者的反映當作一面鏡子，而不要僅僅把水當作鏡子。《尚書》里還說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以前人們講到周朝的時候，總是說周朝人愛講“天命”。其實周人的“天命”是個幌子，他講的是天，實際上是在說人民。《尚書》里還有那樣一句話可以作為我們這么說的證據，叫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所見，是通過人民的眼睛得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上天所看到的；天之所聽，需要借由人民的耳朵，老百姓聽到的，就是上天所聽到的。這是一種何等進步的思想！江青說周公代表的是奴隸制，簡直連起碼的事實也不顧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天下哪有這樣的奴隸制？周人的這種思想，把人民看作是社會之本，我們把他叫做“民本主義”。

　　史學界多數學者認為，從商到周，是從奴隸制邁向了封建制，當然這是有爭議的，比如郭沫若就說到戰國時才進入封建社會。文革之前，學術界里多數學者認為西周時開始進入封建社會，殷周之間差異實在太大了。有一位叫方東美的臺灣學者說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我覺得可以和王靜安先生的話相互印證。方先生說，殷周之際是歷史上變革最為巨大的時代，殷是一個神權主義的時代，而西周則是進入到了人本主義時代。他說，殷商是神話時代，當時的古希臘也處在神話時代。中國的神話時代比較短，因為中國從西周起就進入了人本主義時代，而古希臘直到我們的戰國時期才轉入人本主義時代，所以古希臘的神話特別發達，我們的人本主義思想特別早熟，這是東西方不同的地方。周公制禮所規定的一套制度奠定了我們兩千年文明的底蘊，在他之后，基本上只有量變，沒有什么質變。中華禮樂文化的底蘊在這時就奠定了。

　　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說過 “我很久沒有夢見周公了”這樣的話。他認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贊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內心，外邊看不到。于是他把德理解為一個“仁”字，說“仁者愛人”，有德的人必然最懂得愛人，懂得珍視人的價值，懂得尊重別人。后來，孔子的學生把孔子仁的理念理論化，發展了孔子的思想。那時候百家爭鳴，很多人提出了各自的政見。但凡一個思想家，在提出自己學說的時候，總是要尋找自己學說與人的特性的契合點，這個契合點找得越好，越符合人類的特性，就越容易推行。法家認為人都怕死、怕受刑，所以主張用法來治國。道家認為人都不愿意受束縛，不愿意受限制，所以提出無為而治的主張。儒家不然，儒家認為人是有感情的動物，人的喜怒哀樂之性最值得尊重。人性是與生俱來的，《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它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執政者應該尊重人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歡暴力，就不要把暴力強加在人民頭上；你不喜歡痛苦，就不要把痛苦強加于人們頭上。但是，如果把人性的合理性過分的張揚、無限的夸大，不許有絲毫的約束，那就無異于把人等同于畜牲，牛馬之性不需要受到約束。人性不能自發地達到一個無過、無不及的理想位置，所以要教育。人跟動物的不同之處，是人能接受教育，《中庸》又說“修道之謂教”，修正人性之道就是教育。

　　周公所制的禮，主要體現在一些典制上，到孔子之后，又加進了一套修養性的東西，一套教學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東西吸收了過來，把禮和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了一個禮學的體系，影響非常之大。禮學體系內容非常龐大，包括理論形態、典章制度，行為規范以及修身養性的東西等等。

　　下面我講第二個問題，禮樂文化所體現的人文精神。

　　在 20世紀八十年文化大討論的時候，人們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哪里？怎樣界定“人”？實際上，在儒家的典籍《禮記》中早就討論過這個問題。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什么？《禮記》說：“人之所以為人，禮義也。”人懂得禮而動物不懂得禮，《禮記》還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禮，就是衣冠禽獸、會說話的禽獸。所以《禮記》又說：“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儒家認為，人與動物的差別是懂不懂禮，舉手投足是不是體現出禮的精神。《禮記》說：“禮也者，理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的精神所體現的，是一種不能改變的一種道理，只有固守這一點，才算得上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一個大寫的人。

　　在儒家的眼中，禮又是區別文明與野蠻的標準。唐代學者韓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經非常深刻地談到這一點。孔夫子用“六藝”教學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魯國的史書，寫得非常簡略，猛一看，看不出什么深奧的問題來。孔夫子為什么要把它作為教育學生的教材呢？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曾經與上大夫壺遂討論過這問題，司馬遷認為孔子的意思是要人們懂得“防微杜漸”的道理，因為亂臣賊子的出現都是有一個過程的，要懂得防范。

　　韓愈不太同意司馬遷的說法，認為孔子作《春秋》，是因為春秋是一個文化碰撞非常激烈的時代，周邊的夷狄與中原發生了非常頻繁的軍事沖突。韓愈認為，軍事沖突從本質上講是文化沖突。在彼此的沖突中，文化發生了轉換，有些夷狄之邦發現中原的禮儀很先進，就模仿和學習；而中原的某些諸侯卻向往夷狄的文化，也在模仿和學習。而這兩種學習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于，是落后文化向先進文明靠攏，還是相反。韓愈認為，孔子修《春秋》，是要嚴夷夏之別，夷夏之別的根本是在禮。韓愈說，中原的諸侯轉而用夷狄之禮，那么，我們就要把你 “夷狄之”，就是把你當作夷狄來看待，不再認為你是中原的一員。相反，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轉而使用了我們中原的禮法，認同了我們的文化，我們就要“諸侯之”，把它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員。韓愈的說法沒有種族歧視，唯一的標準是文化。他認為，春秋時期中原與周邊四夷的沖突是文化沖突，就是先進文化和后進文化的較量，是讓歷史走向進步，還是走向倒退的大問題。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深意之所在。

　　中原文化代表了當時亞洲最先進的文化，我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養，這就是禮儀文明。韓愈在《原道》中講的道理，我們千萬不能忘記。現在有些學校也在講授一些禮儀課，但它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將來你去求職，如果不注意禮儀，就會被人家刷掉。所以，你只要學習了禮儀，求職時就可以過關了。為了這樣的目的來開禮儀課，貌似有理，但從根本上來說，則是不對的。中國古代的禮儀是以修身作為基礎的，《禮記》說，只有 “德輝動于內”，才能“理發諸外”，你內心樹立了德，德輝動于內，表現在行為上才是合于理的禮。所以，我們強調禮要和修身結合起來，如果離開修身，行為即使中規中矩，也不能叫禮，而只能叫儀。魯昭公到晉國去訪問，到達晉國的郊外，晉君派大臣去迎接他，稱為“郊勞”。迎接的儀式從郊勞開始，步步為禮，極其復雜。魯昭公居然一點都沒做錯，晉國人看了佩服的不得了，說他真懂禮呀！晉國一位叫女叔齊的大夫說，他哪是懂禮呀，他做的不過是“儀”罷了。禮的根本是要治國安邦，而他國內的政治非常混亂，還到處欺騙大國，凌虐小國，喜歡乘人之危，災難將要降臨在他的頭上，卻渾然不知。他不知將精力放在禮的根本上，卻屑屑于禮儀的末節，這樣的人怎么能夠懂禮呢？女叔齊的話很有道理。所以，禮是以內心的德作為基本前提的，否則就是做秀。

　　我目前在清華開設了一門介紹中國古代禮儀文明的課，經常有同學問我，怎樣樹立起新時代的行為規范？我總是回答說： “去讀讀《禮記》吧。”《禮記》的主題都是講如何修身，例如說“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要懂得自謙和尊重他人，即使是一個擺地攤的，也一定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不要因為貧富和地位等因素而歧視別人。《禮記》又說：“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說人要懂得謙虛自守；“臨財勿茍得，臨難勿茍免”，看到錢財，不要總是想怎么去占有它；遇到危難，不要總是想怎么去逃脫它。又如“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朝言不及犬馬”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格言、警句，如果大家都能謹記于心，社會風氣就會好得多。

　　我們清華有些理工學生非常可欽佩，他們非常喜歡學習古代經典。有一次我聽說有一些研究生在自發地學習《禮記》，我問一位同學：《禮記》的第一篇《曲禮》開頭就說 “毋不敬”，你知道它的意思嗎？那位同學聽后覺得有些奇怪，因為這三個字都認得，有什么難解的地方呢？我告訴他，禮是以敬為主的，所以朱熹說“毋不敬”是一部《禮記》的綱領。我在清華講課時，要求學生在心里有一個大寫的“敬”字，要時時想到尊重自己，尊重同學，尊重老師，尊重學業。有了這個大寫的“敬”字，很多事情你就知道自律了。我們現在老是要求學生不要這樣、不要那樣，總是在行為上作硬性規定，而很少讓學生在內心把“德”樹立起來，所以效果很差。如果讓學生懂得禮的核心是“敬”，那么就可以讓他凡事用這個“敬”字去衡量，效果就會好的多。

　　現在大學里邊上課，上課遲到已經是屢見不鮮的現象，而且遲到之后毫無愧疚之色，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此外，上課時打手機，回答老師的問題時，連站都不愿站起來。殊不知，這樣做既不尊重老師，也不尊重自己，是胸中沒有 “敬”字的表現。東漢經學家鄭玄在為“毋不敬”三字作注的時候說：“禮主于敬。”唐朝的賈公彥《禮記疏》申述鄭玄的話說，古人把禮分成吉、兇、軍、賓、嘉五類，五禮的實質，無一不是通過“拜”的形式來表達“敬”的。夫婦相敬，君臣相敬，士與士相敬，對自己的親人就不用說了，那怕已經逝去，依然要保持敬意。由這個“敬”字，可以衍生出很多東西，就會有禮讓。文革時候造反，老師也成了資產階級，我怎么會尊敬你？我不反你就是好的。現在這些流毒并沒有肅清。

　　我以前看過一個報導，貴校的一位副校長到韓國某大學訪問，對方校長陪著參觀校容，走到某處，有幾個韓國的學生正在那里玩，他們看到校長陪著客人過來了，馬上自動站到路邊，向校長和客人恭恭敬敬地鞠躬。北大這位校長很驚訝，說我在北大可沒享受過這種待遇！今天我在來北大的路上遇見我們清華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他問我去哪里？我說去北大作一個關于禮樂文化的講座。他很感慨地說： “ 我最近老坐公共汽車，我已經六十八九歲了，從來沒有人給我讓過座。讓我感到難過的是，這趟車上大部分是北大、清華的學生。 ” 當時聽了，我也很慚愧，我們作為老師，沒有跟學生講做人的道理，沒有講 “ 毋不敬 ” 的道理。無論什么事情，你首先應該為對方著想才對，比如你在家里開電視機或者開生日聚會的時候，應該想到，我這么鬧，會不會影響鄰居休息？人家還能不能看書？在飯店里面吃飯，不管周圍有人沒人，我們都喜歡大聲嚷嚷，這也是一種不尊重他人的行為。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出國的人越來越多，大家都嚷嚷慣了，到了哪個國家都是一樣，鬧得人家飯店里的客人沒法談話。我們做事很少考慮別人的感受。時間不多了，就說這么一些，點到為止。（彭林）

責編：林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