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的全套工具。(資料圖)

寧德網消息 (記者 潘峻松) 在電腦文本輸入、激光照排、一體化印刷等新技術快捷地復制海量文字的這個時代，人們坐在屏幕前嫻熟地敲擊著鍵盤，將漢字迅速地顯現、組合。在人們的記憶中，那些鉛字印刷都已經顯得有些模糊了，而在一些偏僻的鄉村，仍有人使用木材、刻刀、棕刷、油墨這些古老而簡易的工具，延續著印制書籍的原始魅力——

　　正在制作雕印版的工匠。(資料圖)

《福寧州志》中，記載著一種大量被府衙和民間用來制作告示、族譜、田契、佛經等印刷品的工藝，這便是誕生于我國的偉大發明印刷術，它開端于雕版印刷，更進于活版印刷。然而到了近代閩東文史志書中，無論雕版還是活版，都已漸漸淡出，以至于難覓其蹤，如今只有從零散于一些縣市的傳統工藝中，方能管窺其一斑。

刻木印制“冥紙”

留存雕版工藝

在蕉城區霍童鎮邑坂村，有一種流傳已千百年的習俗，每逢七月中元節祭祖時，當地人焚燒紙錢時，要附上印有一段佛經的草紙。據說附上這樣的“冥紙”，才能讓受祭者順利“收到”。村中一家紙店內，年近七旬的林立則師傅，正用毛刷蘸上墨，均勻地涂刷在一塊雕刻著反字的木印版上，再用一張張黃草紙蒙上版，用那雙粗糙的大手向兩邊一抹，再用一把棕刷在紙上來回拂刷，最后用力適中地揭下草紙，一張印著佛經的“冥紙”便印制完成。

“我們祖上就做這個，傳到我已經有幾十代了。”林立則印完一疊紙，將紙分成一百張一摞打包，然后將木刻版小心地整理好，收進一個木箱里。“這里面是全副家當，平時要鎖好，有用的時候才拿出來!”箱子里除大大小小的木刻版，還有一套平口、斜口、尖口的鑿刻，另有一方磨石、一柄木錘。據他介紹，雕版材料主要是選用紋理較細的木材，如棗木、梨木、梓木、黃楊木等。至于選用哪一種木材做雕版，一般是要根據印刷品的精細程度，再選用硬度不同的木材。雕版印刷的流程分為三步，首先將要雕刻的內容寫在一張紙上，然后趁墨跡未干，將寫好的紙稿反貼于預先準備好的木板表面，給予一定的壓力，使文字或圖像呈反向轉移到木板上，再用鑿刻按照墨跡輪廓雕成反向凸起的文字或圖像，校正無誤后就可進入下一道工序;其次用刷子沾上油墨均勻地涂布在印版的表面;最后在刷好油墨的印版表面覆蓋上一張紙張，用干凈的刷子輕輕地拍打整個紙面，揭下紙張之后便完成了一次印刷。然后重復第二、第三兩個過程，從而完成大批量的印刷品。

　　古代雕刻木版的作坊。(資料圖)

支提古剎木刻

版藏千年懸疑

近年，在蕉城區千年古剎支提寺發現的明代木刻《支提寺全圖》，引起了考古界的關注。這塊高2.25米，寬0.75米的木刻版厚0.045米。正面為雕版反字與圖刻，占整個雕版中上部的三分之二，其間有“尊宿澄鑒荷南宋滎封于嘉定迨我”、“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昇位澤被九流”、“仁孝皇太后體坤德以資他恩隆三寶”、“圣像鑄千尊”、“內官鄭和送”等字樣。

市方志委副主任、建文帝研究小組組長王道亨對此進行長期考證后，對文字這樣解釋道，“大約在永樂五年七月前，明成祖徐皇后下旨給支提寺(即當時的華藏寺)，捐贈千尊鐵鑄佛像。永樂五年七月，徐皇后去世。同年九月，鄭和第二次下西洋，受徐皇后臨終之托，護送千尊佛像到寧德霍童支提寺。”據介紹，早期的雕版印刷工藝十分簡陋，一般只是單頁小型的印刷品，如一首詩，一幅圖畫等，后來隨著雕版印刷工藝水平的提高，才出現了《支提寺全圖》這樣能印刷大篇幅的印刷品的木刻版。在印刷品的版式方面，也是隨著印刷工藝的提高而不斷改進的。初期的印刷品也是單頁的形式，版式也不固定，這時的版式主要是上圖下文，版面呈矩形，符合黃金分割比例。后來出現的印刷品，雖然是整部書或整卷佛經，但仍采用寫本的卷軸裝幀形式，除高度統一外，在寬度方向比較隨意，一般以單張紙的寬度為準。到了唐代后期由于出現了旋風裝、經折裝和冊頁等書籍裝幀形式，版面的形式也就因此而得到了統一。

其他縣市所珍藏的木雕版還有，周寧鯉魚溪畔的鄭氏宗祠，刻有翁亞春、魏敬中、薩鎮冰等名人筆跡。歷代祖牌雕刻精巧，保存完好;清末，福鼎陳鵬修率諸子鏤版刻字，刻書100余種，積版數屋，除刻古卷書籍外，還刻《紅樓夢》、《水滸傳》、《天廟論》及譯文小說等，不下千冊。

雕版刻字易掌握

與活字印刷并進

雕版印刷的“雕版”在我國古代有各種各樣的叫法，最為常見的有“鏤版”、“刻版”、“刊版”、“墨版”、“槧版”、“梓版”等。其中“槧”是延用了古代片牘的名稱;而“梓”則是因為梓木是雕版印刷中的重要材料而得名。雕版印刷有時也稱“付槧”、“付梓”或“梓行”、“刊行”等。在“版”字方面，在古代的出版、印刷的文獻中，往往是“版”、“板”通用，而較多的則是運用“板”字。到了清代，在出版、印刷的著作中，才普遍使用“版”字。

到了北宋慶歷年間(1041年～1048年)，我國的畢昇發明了泥活字印刷版，將印刷工藝改進并幾乎一直保持到電腦排版之前，延續了近兩千年的時光跨度。然而頗有些研究價值的是，此后雕版印刷工藝并沒有直接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活字印刷并駕齊驅，甚至在鉛活字版不再領銜印刷行業之后，其仍在一些地方頑強地存在著，這不能不令人對這種特有的現象感到驚奇。

考古學家們在明清史料中發現，活字印刷術并非我們后人所想像的那樣優越于雕版印刷。坊間本與私刻本對于雕版的偏好，與其說是制度原因，還不如說是明清時代的人們，通過理性的成本比較后而做出的選擇。一是因為漢字本身的巨大數量與排序的復雜，使得雕版印刷的成本與對從業人員素質的要求，要遠遠低于活字印刷。對一個傳統的雕版刻手而言，識字不識字都不影響他的雕版活計，因為漢字的圖形文字使得工匠們可以將刻字與識字的兩個過程分離開來，所以培訓一個刻手的成本并不高。他們一般是家傳數代，累世為業。而一旦變雕版為活字，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就會有個變化，這時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個刻字的工匠，而且還是一個識字、懂得排校的工匠，培訓成本會高于一個雕版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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