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族譜和方志記載，閩臺客家祖籍多源自今河南省的“光州固始”。學術界對此雖認知有異，但無大的分歧。據1953年臺灣的戶籍統計，每5戶臺灣居民中就有4戶先民來自“光州固始”。有人曾形象地說，臺灣之根500年前在福建，1000年前在河南，臺、閩、豫1000年前是一家。

　　光州固始的“隙地”效應

　　光州固始位于大別山區，至近代以前，當地的交通、信息長期處于相對閉塞的狀態。田野考古發現的史前古文化遺址的數量、密度、規模等表明，光州固始一帶雖地近中原卻“地廣人稀”。這里實際上屬于中原和荊楚兩大文化區之間的一片“隙地”。

　　自夏商以降，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大地因占據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制高點，一方面對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發揮著輻射與拉動作用，另一方面其社會政治局面也長期處于動蕩狀態。北宋滅亡之前全國所發生的47次重大戰爭，有34次發生在今河南境內。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詩句，生動描述了中原地區久經戰亂后極端悲慘之景象。當中原地區烽火迭起之時，光州固始的社會環境卻往往得以保持相對的安定，因此，這里堪稱中原達官士族和流民百姓躲避戰亂的理想之地。

　　光州固始乃中原政權抗拒游牧民族南下之重鎮

　　淮河以南地區與北方草原地區相距可達1000～1500公里，前者屬于亞熱帶，后者屬于寒溫帶。兩地在氣候條件上間隔著暖溫帶，在地理空間上間隔著華北大平原，在經濟形態上間隔著旱作農業區。兩地的民族文化更存在十分顯著的差異，因此，習慣于半干旱生存環境和游牧業生產方式的北方少數民族，很少南渡淮河征戰。

　　光州固始地處淮河南岸，歷史上自然成為中原政權對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基地，故而這里曾有“淮南重鎮”之謂。這就在客觀上需要當地屯聚大量兵丁、人丁，以抗拒北方入侵之敵。這是光州固始一帶自歷史時期以來人口眾多并不斷南遷閩地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固始先民南遷之兩大動因

　　中原文化長期處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制高點，長期是中華民族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先進社會制度的代表。例如，孔、孟、老、莊是對后世影響最深的先秦哲學家，他們的故里或祖籍多在以今河南商丘為國都的宋國境內或宋之鄰境。固始先民具有中原文化先進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生產技術、生活方式，因而他們在遷移到荒蠻之地后，不僅能夠迅速立足，而且有能力不斷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間，優化自身的生存環境，包括成功地向海外發展。

　　其次，人口壓力是固始先民因循南遷的直接原因。在宗族關系緊密、注重人丁興旺的中國古代社會，達官士族和百姓流民不斷涌入光州固始，加之本地區人口的自然增長，必然導致固始人口基數持續激增，從而在客觀上迫使固始先民不斷開拓新的生存家園。而閩南地區耕地雖少，但人口密度也甚小，加之氣候條件優越，很適合固始先民前去拓展。宋代以后，福建“土狹人稠，田無不耕”，所以固始人又開始聚族向“土曠人稀”的潮汕地區、進而跨海向臺灣地區遷移。（摘自福建社科院-福建文史 作者 宋豫秦 常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