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晚報報道（記者 葉真銘）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其時福州政治安定，人口增加，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社會經濟得到迅速開發，成為福州經濟文化走向繁榮的開端，為五代及兩宋時期福州社會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唐代福州經濟開發向山區和沿海雙向推進，山海經濟并進發展。唐初，福州地區人口還較為稀少，四郊還較為荒涼。據《三山志》記載，此時福州“戶籍衰少，耘鋤所至，甫邇城邑，窮林巨澗，茂林深翳，少離人跡，皆虎豹猿之墟”。進入唐代后，隨著人口的增加，耕地日顯不足，開始向山區爭地、向沿海爭田。永泰、古田等內地山區逐漸得到開發，還開始較大規模的圍墾活動。大和三年(829年)，閩縣(今福州市)令李茸在縣東五里筑海堤，堤成后引溪水種稻，其地300公頃皆成良田。大和七年(833年)，李茸又在長樂縣東十里筑海堤，并立斗門10座以防御海潮，旱則潴水，雨則泄水，其旁皆成良田。如今，福州地區有不少以浦、渚、嶼、洲等命名的地名，原來都是海潮漲落處，因圍海造田而今都成了村莊和良田。

　　唐代福州水利事業進一步發展。閩縣除舊有東湖、西湖外，貞元十一年(795年)，觀察使王翃又在城西南開挖南湖，“接西湖之水灌于東南”。長樂縣開辟了嚴公湖、濱閭湖、桃阮湖、陳令津湖和林婆湖。福清縣有天寶陂，連江縣有材塘、財溪壩的興修。耕田的增辟、水利的興修、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表現為鐵制農具廣泛使用)，以及雙季稻和稻麥復種技術的推廣，糧食產量大幅增加。還積極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重要的有荔枝、橄欖、花卉、柑橘、茶葉等。唐代福州茶葉聞名天下，茶圣陸羽《茶經》中有關于福州茶葉的記載。閩縣出產的方山露牙茶是當時全國的名茶之一，成為地方官吏進獻朝廷的貢品。福州出產的荔枝、橄欖也被列為貢品。此時有些花卉品種如梅花、蘭花、蘇鐵等開始從野生狀態轉入人工栽培，福州鳳崗里 (今倉山建新鎮)、連江、羅源等地已有人從事花卉種養。

　　唐代福州手工業生產水平進一步提高。當時的手工業生產部門有造船、制瓷、紡織、制花、制鹽和鑄錢等，較前代大大增加。福州是唐朝東南沿海重要的造船基地。天寶三年(744年)鑒真和尚與日本僧人榮壑、普照等曾派人到福州買船東渡日本。9世紀中葉，唐王朝與安南交戰，政府造千斛大舟，自福建泛海運米，不一月至廣州。載重量大航速快的大船很多是在福州建造的。這一時期陶瓷生產有一定規模，福州懷安、連江等地有很多燒瓷窯址，是當時重要的瓷器生產基地。此時主要燒制青瓷，除保留南朝時期的黝青色外，還增加了青灰色、黃褐色等釉彩。品種相當繁多，主要有碗、缽、碟、罐、盤、盤口壺、執壺、燈盞、甕、瓶、盒等生活用品。陶器明器的種類就更多了。產品除供應本地外還外銷。唐代福州的紡織業發達，所產葛布、蕉布，數量既多，質量也好，被列為進奉朝廷的貢品。

　　除了上述三大傳統行業，還出現了一些新興手工業部門。唐代福州是全國主要的茶葉產區，制茶業隨之興起。制茶工藝有七個工序，主要采取蒸焙方法，制成茶餅。福州制茶技術傳入閩北建州，使建茶后來居上揚名全國。唐代福州還富有漁鹽之利，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福州所屬沿海之侯官、長樂、連江等縣是海鹽主要產地。大歷年間(766-779年)，劉晏主持全國鹽政，于江淮設立十鹽監，作為管理鹽場的機構，侯官鹽監就是其中之一。元和間(806-820年)該鹽監又升為院，表明福州鹽業地位的提高。會昌年間(841-846年)，福州開始出現鑄錢業，這說明唐代福州的商品經濟已日益發達。唐以前，福建經濟開發滯后于中原江淮地區，商品交換長期處于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很少使用貨幣，更未鑄造貨幣。唐武宗會昌年間，皇帝詔令天下毀佛鑄錢。福建各地也紛紛汰裁佛寺，銷毀佛像，集中銅材于福州鑄錢。當時鑄造的錢幣為“開元通寶”銅錢，錢背有一“福”字，這是福州、也是福建歷史上最早的鑄幣。貨幣的大量鑄造使用，促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繁榮。

　　福州地處閩江下游，又有通海之便，是福建最主要的交通樞紐和商品集散地。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修成福州西門至延平富沙的官道，進一步促進福州與內地的商業往來。當時福州出現了許多以“墟”、“場”、“市”形態組成的商品市場。當時安泰橋一帶“人煙繡錯，舟楫云排，兩岸歌市酒樓，簫管從柳陰榕葉中出”，商賈云集，商業之繁華可見一斑。是時福州城內戶盈羅綺，市列珠璣，里巷綢密，人物駢闐，其商業、尤其是對外貿易十分繁榮。福州港是唐代著名的國際貿易港，與東洋、印度洋、南海諸國有商貿往來。唐代詩人包何有詩描述福州對外貿易的盛況：“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保存至今的唐代《球場山亭記》碑刻也記載，福州“海夷日窟，風俗時不恒”，“廛閉闐闐，貨貿實繁”，描繪出當時福州作為貿易口岸繁盛興旺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