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他在浙江推廣武義縣在村支部、村委會之外設立“村務監督委員會”的經驗，建立了村級權力的制衡機制，實現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村務監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進，基層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為農村生活常態，融入農民日常生活，對基層民主建設的實現形式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成功實踐。按照老百姓的話說，“這個機制簡單得很，就是能讓我們看著村干部，不讓他們亂來。”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務監督機構”。

他還提出要立足浙江發展浙江，并形象地用“三老”經濟來比喻，即：浙江經濟是傳下來的“老祖宗”經濟，因為自古以來浙江就有工商皆本、義利并舉的文化傳統;是逼出來的“老天爺”經濟，因為老天爺給你的自然資源緊缺，就逼迫你必須學會“無中生有”，走出去“闖世界”;是創出來的“老百姓”經濟，因為浙江廣大民眾有著強烈的自我創業欲望和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同時又強調要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主動接軌上海，與江蘇等鄰近省市加強合作，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這些舉措的實施，不僅直接推動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而且促進了整個長三角一體化進程。

2007年，習近平主政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到上海后，他繼續倡導力推長三角一體化。在謀劃上海未來發展時，他提出，上海的發展絕不可能獨善其身，也絕不可以獨惠其身，必須放在國家對長三角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中來思考和謀劃，上海要當仁不讓地做好長三角的“龍頭”。

他在“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中，增加了“開明睿智，大氣謙和”八個字。上海媒體評論說，這不僅切中了上海舒筋活血之穴，為“上海城市精神”擴了容，更是一次上海向“外面的世界”深思熟慮、更高層次的姿態表達。許多外地的干部群眾也紛紛感嘆道，“上海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