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網7月16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謝海潮）連環(huán)畫《說岳全傳》之“黃天蕩”，幾成“70后”兒時的集體記憶。然其事實原委播傳人口，難免因走樣變形而近乎傳訛。及長，猶有同事帶著一臉“壞笑”說：在黃天蕩助金兀朮鑿通老鸛河故道遠遁者，為福建一漁翁。

當時亦感納悶：一福建漁翁何以不憚劬勞，遠赴南京附近的內河打魚作甚，居然還不會人地兩疏，當起了“帶路黨”？殊不可解！近來求證于書，愈覺此事大有商榷余地，試為一辨。

黃天蕩“獻謀”

黃天蕩一戰(zhàn)，本身就言人人殊，想要勾勒大概的輪廓尚屬不易。所幸楊倩描、周寶珠諸位先生考證甚為精當，且戰(zhàn)事爭議非本文討論主旨，在此只需厘清所謂“閩人”跟此戰(zhàn)有何關聯即可。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冬，金兵分兩路渡過長江。建炎四年（1130年）春，兀朮退兵，由于掠奪財物太多，“以輜重不可遵陸”，只得沿浙西運河北撤，水陸并行，擬由鎮(zhèn)江出運河渡長江北返。事先屯兵鎮(zhèn)江焦山的韓世忠，“以江船鑿沉于閘口，拒金人之出”。

據楊倩描《宋金鎮(zhèn)江“金山大戰(zhàn)”考實》所述，三月十七日夜，金軍船隊趁東北風大起、宋軍麻痹大意，“別開一河出江”。韓世忠發(fā)覺后，率水軍尾隨追擊，迫使金船改道西上前往建康（今南京），從而將之逼入黃天蕩（在今南京東北八十里處）。

記載宋金交戰(zhàn)的文獻中，“黃天蕩”一名初見于《韓蘄王神道碑》（作于1176年）。楊倩描認為，所謂宋金黃天蕩之戰(zhàn)，應包含三次戰(zhàn)斗，即鎮(zhèn)江之戰(zhàn)（金山大戰(zhàn)）、“黃天蕩之戰(zhàn)”、建康之戰(zhàn)。多數史籍將三戰(zhàn)混記一起，以至時間、地點、戰(zhàn)斗順序混亂不堪，矛盾百出。綜合周寶珠、楊倩描的論文分析，金船出鎮(zhèn)江、黃天蕩、建康，開河至少三處，在此不贅。

無論開河幾處，從較早述及金兵渡江的孫覿《韓世忠墓志銘》、建陽人熊克《中興小紀》，后出的《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乃至現存最早的南京地方志《景定建康志》，其卷十九“山川志三·河港”及卷三十八“武衛(wèi)志一·江防”，但凡涉及金兵鑿渠一事，如“一夕濳鑿小河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等處，哪有“閩”或“福建”的字眼？“漁翁”亦未有見。所謂“福建漁翁”，或是將明清世情小說《金屋夢》中被擄金營的“閩人”“鄉(xiāng)（向）導官”記混了吧？

《三朝北盟會編》再詳盡，也就多了“或獻謀于金人”六字，連“土人”“士人”都不提。獻謀開河的“閩人”，真是“莫須有”三字！

“閩人王某”所出

韓世忠艨艟大艦為海船，金人舟小。《宋史·韓世忠傳》提及兀朮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搖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宋史》入列煌煌二十四史，“閩人王某”獻破海舟策一說似可信服。事當在建康之戰(zhàn)。

然元人“手懶”，所修《宋史》以舊有宋朝國史為底本，參考了徐夢莘等私家撰述，略加編次而成，所以大可跳過，徑直從宋人的原始記錄中溯源。今查“閩人獻策”較早出處，只能找到《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部私史。

《要錄》卷三十二云：“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在此可知，“閩人王某”原系僑居建康的福州人；較之《宋史》，破海舟策還多了火箭火攻一計。

《會編》卷一百三十八則云：“有福州百姓姓王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為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朮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無風則出江，有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這句近于白話，所說的王姓福州百姓，又比《要錄》細致，具體到“開米鋪為生”的交代；“見榜有希賞之心”，動機也有了，看似“細節(jié)可以創(chuàng)造真實”。

李心傳（1167年—1240年）的《要錄》“博參群書，多所考定”，引用徐夢莘（1126年—1207年）《會編》“共計54次”。元修《宋史》時未見《要錄》，無論從履歷還是文本看，“閩人王某”之說脫胎于徐夢莘之書，大體不差。只是“王某”有姓無名，其個人信息之后未見增益，反倒越發(fā)含糊，這點有悖常情。

《會編》之檢討

鄧廣銘先生認為《會編》“不愧為宋金關系史料之淵藪”，但也說徐夢莘在搜集史料的鑒別和使用上存在某些問題，“有些史料的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如“粘罕以病殂”一條，“像這樣明顯有問題的材料照說是不應該被采錄的”。

《會編》有關獻破海舟策的文字一段，前有“《（中興）遺史》曰”，后有“《中興姓氏錄·忠義傳》曰”，而此段既無注明出處，且在“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朮再戰(zhàn)于江中，為兀朮所敗。孫世詢、嚴永吉皆戰(zhàn)死”的事目下直接走筆，顯系出自徐夢莘之手的著述。

把“閩人王某”的籍貫、職業(yè)都道明了，卻不具名。若說是行文風格，或因涉事人地位低微、聲名不顯，故不書名，也不盡然。《會編》卷一百十九記載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金人寇開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佯稱“知府王某有文字來歸附大金”，致使這位知府被自己的軍民蹂踐而死。《宋史》本紀則云：“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顯然，《宋史》的編纂者見過徐夢莘未見的史料，所以直書“王棣”其名，但在“閩人王某”的考校上，卻只好蕭規(guī)曹隨、不出窠臼，似能說明此乃徐夢莘一家之言，且言之已盡，是為孤證，除此無他。“閩人王某”何以至今仍“見事不見人”，也就好理解了。

再就《會編》這兩個“王某”而言，“閩人王某”的個人信息量比“知府王某”略多，說明徐夢莘治史并無尊卑之分，按其自序“悉取銓次”的原則，如有可能，想必也愿意一一贅述，巨細無靡。問題是，有些事徐夢莘的確知之未詳，私人修史畢竟力有不逮。

建炎三年，金兵陷臨江軍，“公之生才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直秘閣徐公墓志銘》）。徐夢莘是臨江（今江西省樟樹市臨江鎮(zhèn)）人，可見他幼時躲避的是襲洪州（今南昌），追蹤隆祐太后的另一路金兵，與“犯江浙”無干。獻破海舟策一事，不可能是徐本人及其家人的親歷耳聞，何況當時他才四五歲大。

或謂征之故老。《會編》“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余家”，引用《中興遺史》次數最多，共140多處。許起山在《中興遺史輯校》前言中說，《遺史》所記宋欽宗、宋高宗朝史實，多是趙甡之的耳聞目睹，可謂當代人寫當代史，“要比徐夢莘、李心傳等人更有優(yōu)勢”。有關對“閩人王某”的嚴重指控，《遺史》等書沒有“拾遺”，宋元兩代南京地方志未錄（特別是元至正《金陵新志》在按中已見《宋史》引文，卻未采“閩人”一說），徐夢莘的獨家爆料搶了頭香，何以在文中只字不提消息來源？“雜博”是《會編》的優(yōu)點，由此也可能帶來某些風聞無據之言。

親歷人的指證

那么，今天還能找到“金人犯江浙”的現場證言嗎？還真有，那就是胡舜申的《己酉避亂錄》。建炎四年三月，胡舜申（徽州績溪人，后遷蘇州）及其兄胡舜陟（南宋官員，《宋史》有傳）拖家?guī)Э冢豁n世忠部將董旼強行帶往焦山避難。

胡舜申無疑更有發(fā)言權。既至焦山，“時虜已破鎮(zhèn)江，日見虜騎馳逐于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鐵塔。世忠以江船鑿沉于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沉船縱橫也”。三月十七日晚，胡舜申獨宿船中守行李，“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皆成冰”。及曉，“及伸首船外，視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余皆不知所在”。

楊倩描綜合史料印證，對這本書披露戰(zhàn)事的真實性、準確性給予肯定。但因書載韓世忠攜妓等事，《四庫全書》館臣說胡舜申“頗詆世忠”“未必實錄”。然而，胡舜申生前從未對外吐露書中的只言片字，《己酉避亂錄》終宋一代未曾面世，楊倩描認為，這恰好說明此書并不是出于詆毀才寫的，而只是為了真實記錄，一發(fā)對南宋初年政治、軍事腐敗的憤慨而已。

胡舜申看了什么，聽了什么，令他如鯁在喉？一大情形是，“始虜在鎮(zhèn)江不可出江，即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虜然之。選舟載兵，舟櫓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近世忠軍，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

請注意“吾宋士大夫”“皆云”兩個關鍵詞！兩宋之交，朝野上下多“偷生嗜利之徒”。建康先陷于建炎三年，御營使杜充、戶部尚書李棁、顯謨閣直學士陳邦光，這些駐地最高軍政長官早就率眾降了。金人盤踞半年多，不乏“專業(yè)人才”供其驅使，何必多此一舉，把軍機大計搞得跟唱戲文似的，“揭榜立賞”募來“開米鋪為生”的小百姓，獻個跟“吾宋士大夫”“皆云”幾乎一樣的破法？

退一步說，即便“閩人王某”并非烏有先生，也湊在了“吾宋士大夫”群中揭榜獻策，只是這歷史的共業(yè)，又豈能單單坐實到某地一人身上？唯有存真求實，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反思。

新出“福州書生”

曾見網上有人問：黃天蕩一戰(zhàn)，為什么會有當地漢人幫助金兀朮脫險？

有位網友答：王曾瑜先生的歷史紀實小說有具體情節(jié)。獻計的漢奸叫王知全，是來自福州的落第秀才，自以為在宋“懷才不遇”，便向金人獻計，另開一條新河，直抵建康城西白鷺洲江面，并且按宋軍的戰(zhàn)術，趕造了大批火箭。兀朮帶他回北方，但他在過江時，因得意忘形，被幾個降金的南宋官員推下船淹死。

網友這番孟浪之言，出自王曾瑜《大江風云》“黃天蕩之戰(zhàn)”等章節(jié)。書無注釋，依據何在？但看“王知全”一名，顯為游戲之筆，“知識全面”的書生當“軍師”，上知下知，不然怎能開河、火攻的技術活全給包了。

王曾瑜為著名宋史研究專家，觀其專著《岳飛新傳》不作妄言，何以在冠名“紀實小說”中多有闡發(fā)？不過，他對“閩人王某”的改頭換面，反證了原型人物在可信度上的先天不足，不堪其用。《宋史》不錄“閩人王某”“以火箭射”一策，或已有疑？

徐夢莘順帶一筆，因元朝史官們“不甚措意”而倉促寫定，加之黃天蕩一戰(zhàn)日后被演義化，“閩人王某”竟成某種意義上的歷史代名詞，可對于這個人，誰又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

將傳說、演義、史籍因襲附益，“閩人王某”“閩人鄉(xiāng)導”“福州書生”等角色發(fā)生層累式變換，不知伊于胡底？過去說“文人不能修史”，現在看來，“修史者不作戲文”也應援引成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