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人王某”所出

韓世忠艨艟大艦為海船，金人舟小。《宋史·韓世忠傳》提及兀朮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搖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宋史》入列煌煌二十四史，“閩人王某”獻破海舟策一說似可信服。事當在建康之戰。

然元人“手懶”，所修《宋史》以舊有宋朝國史為底本，參考了徐夢莘等私家撰述，略加編次而成，所以大可跳過，徑直從宋人的原始記錄中溯源。今查“閩人獻策”較早出處，只能找到《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部私史。

《要錄》卷三十二云：“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在此可知，“閩人王某”原系僑居建康的福州人；較之《宋史》，破海舟策還多了火箭火攻一計。

《會編》卷一百三十八則云：“有福州百姓姓王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為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朮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無風則出江，有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這句近于白話，所說的王姓福州百姓，又比《要錄》細致，具體到“開米鋪為生”的交代；“見榜有希賞之心”，動機也有了，看似“細節可以創造真實”。

李心傳（1167年—1240年）的《要錄》“博參群書，多所考定”，引用徐夢莘（1126年—1207年）《會編》“共計54次”。元修《宋史》時未見《要錄》，無論從履歷還是文本看，“閩人王某”之說脫胎于徐夢莘之書，大體不差。只是“王某”有姓無名，其個人信息之后未見增益，反倒越發含糊，這點有悖常情。

《會編》之檢討

鄧廣銘先生認為《會編》“不愧為宋金關系史料之淵藪”，但也說徐夢莘在搜集史料的鑒別和使用上存在某些問題，“有些史料的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如“粘罕以病殂”一條，“像這樣明顯有問題的材料照說是不應該被采錄的”。

《會編》有關獻破海舟策的文字一段，前有“《（中興）遺史》曰”，后有“《中興姓氏錄·忠義傳》曰”，而此段既無注明出處，且在“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朮再戰于江中，為兀朮所敗。孫世詢、嚴永吉皆戰死”的事目下直接走筆，顯系出自徐夢莘之手的著述。

把“閩人王某”的籍貫、職業都道明了，卻不具名。若說是行文風格，或因涉事人地位低微、聲名不顯，故不書名，也不盡然。《會編》卷一百十九記載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金人寇開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佯稱“知府王某有文字來歸附大金”，致使這位知府被自己的軍民蹂踐而死。《宋史》本紀則云：“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顯然，《宋史》的編纂者見過徐夢莘未見的史料，所以直書“王棣”其名，但在“閩人王某”的考校上，卻只好蕭規曹隨、不出窠臼，似能說明此乃徐夢莘一家之言，且言之已盡，是為孤證，除此無他。“閩人王某”何以至今仍“見事不見人”，也就好理解了。

再就《會編》這兩個“王某”而言，“閩人王某”的個人信息量比“知府王某”略多，說明徐夢莘治史并無尊卑之分，按其自序“悉取銓次”的原則，如有可能，想必也愿意一一贅述，巨細無靡。問題是，有些事徐夢莘的確知之未詳，私人修史畢竟力有不逮。

建炎三年，金兵陷臨江軍，“公之生才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直秘閣徐公墓志銘》）。徐夢莘是臨江（今江西省樟樹市臨江鎮）人，可見他幼時躲避的是襲洪州（今南昌），追蹤隆祐太后的另一路金兵，與“犯江浙”無干。獻破海舟策一事，不可能是徐本人及其家人的親歷耳聞，何況當時他才四五歲大。

或謂征之故老。《會編》“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余家”，引用《中興遺史》次數最多，共140多處。許起山在《中興遺史輯校》前言中說，《遺史》所記宋欽宗、宋高宗朝史實，多是趙甡之的耳聞目睹，可謂當代人寫當代史，“要比徐夢莘、李心傳等人更有優勢”。有關對“閩人王某”的嚴重指控，《遺史》等書沒有“拾遺”，宋元兩代南京地方志未錄（特別是元至正《金陵新志》在按中已見《宋史》引文，卻未采“閩人”一說），徐夢莘的獨家爆料搶了頭香，何以在文中只字不提消息來源？“雜博”是《會編》的優點，由此也可能帶來某些風聞無據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