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頑疾，闖紅燈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這種量大的輕微失范行為，人為地增添了安全風險。為了實現對闖紅燈的有效治理，一些地方想盡了辦法。不論是交通文明志愿者拉繩子，還是高科技的“智能欄桿”，抑或“體驗式執法”，這些辦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闖紅燈現象，卻難以杜絕投機行為的產生。

“等燈舞”采取了寓教于樂的方式，向公眾傳遞出文明出行的理念。對于許多中老年人而言，生硬的說教或者冰冷的管理，往往難以奏效。道理誰都懂，可是她們就是不愿意遵守規則，怎么辦？當紅燈亮起時，馬路兩邊都會有志愿者通過比劃和簡單的舞蹈，勸導人們等紅燈。“等燈舞”以一種“柔軟的手段”來塑造交通文明，更容易被行人們接受。

法國社會學家福柯認為，懲罰方式的轉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治理從強硬、直觀的震懾模式向柔和、間接的教化模式過渡。根據已有的規章制度對違規或者不達標者進行教育和引導，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全社會制度化、規范化運行的能力。不是通過提升違規成本的方式來倒逼交通文明，而是試圖喚醒老百姓的風險防范意識和文明素養，柔和、間接的“等燈舞”，傳遞出一種無聲的信任。

和那種空洞、乏味的板著面孔相比，“等燈舞”以契合時代的靈動和呆萌得到了老百姓的喜愛，提升了“我知曉，我參與”的社會基礎。“等燈舞”縮減了交通規則與普通老百姓的距離，讓交通規則以一種更接地氣的方式呈現出來?！暗葻粑琛?讓交通規則更鮮活、更生動、更形象，也更加平易近人。

一個好的社會規范，應該是道德價值與使用價值的有機結合。交通規則不能自說自話，而是要想方設法地提升老百姓對交通規則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追求——將“等燈舞”作為廣場舞在各社區推廣，不僅能夠豐富市民的業余生活，也能提升他們價值認知的深度和廣度，從而做到“知行合一”。

杜絕闖紅燈，依靠技術或者人力手段來提升違規成本，盡管有一定的效果，卻治標不治本。只有讓文明過馬路 “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讓不闖紅燈的明規則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敬畏，讓見縫插針的“潛規則”成為過街老鼠，交通出行才會更有品質。正如胡適先生所言，“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等燈舞”盡管作用可能有限，其背后的社會治理觀念的重塑與更新，卻值得肯定與贊賞。（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