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之二十三

　　詩禮傳家：家禮

儒家將修身、齊家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家治則國治。《大學》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離婁上》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齊家的工具就是禮。

一、不學禮，無以立

　　舊時書香人家的大門上，往往寫有"詩禮傳家"四字，以標榜門風。詩禮傳家，源出于《論語·季氏》，陳亢問孔子的兒子孔鯉："你是老師的兒子，一定得到過特殊的傳授吧？"孔鯉回答說："父親對我的教育，其實同大家都一樣。如果一定要說有單獨的傳授，那只有兩次。有一天，他老人家獨自站在庭中，我從他面前走過。他問我：'學詩了嗎？'我回答說：'沒有。'他說：'不學習詩，就不會說出有文采的話。'于是我開始學習詩。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從他面前走過，他問我：'學禮了嗎？'我說：'沒有。'他說：'不學禮，就不能在社會上立足。'于是，我又開始學禮。我獨自聽到父親的教導，就這兩次。"陳亢聽后高興地說："我問了一件事，卻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詩、禮的用處，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繼承的家風是詩和禮。"孔子所說的詩，是指我國最早的詩歌集《詩經》，里面收錄的三百多首詩歌，思想純正，情感真摯，富于文學色彩，古代有學問的人說話，每每引用其中的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要想立足于社會，光是說話有文彩還不夠，還必須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怎樣約束自己的言行，怎樣尊重他人，這種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規范就是禮。

　　由于孔子的提倡，歷代文人學士都將詩和禮作為立身、傳家之寶，一般民眾也把"知書達禮"作為有知識、有教養的標準而希望子女不斷努力。

二、《禮記》所見的先秦家庭禮儀

　　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課堂，也是實踐人倫之序的重要場所。儒家將紛繁的社會關系歸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類，稱為"五倫"。五倫和順，社會才能安定。春秋時期衛國的名臣石碏說："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家庭倫常的和順，是通過禮來實現的。因文獻闕如，先秦時期家庭禮儀教育的全貌已經不可得知，但由《禮記》的《曲禮》、《內則》、《少儀》等篇，尚可得其梗概。

　　《曲禮》一篇的得名，孫希旦認為是所記多為禮文之細微曲折，而尤詳于言語、飲食、灑掃、應對、進退之法，故名。《內則》篇的主旨，鄭玄說是"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是閨門中侍奉父母、公婆（古稱公公婆婆為舅姑）的儀軌；此外，還有如何教育子女等內容。《少儀》所記以少者事長的儀節為主，內容與《曲禮》、《內則》相類。

　　《曲禮》對于子女言行的規定非常具體、細致，如子女外出，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行前要把去向告訴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見父母，以免讓父母牽掛；又如孩子的儀態，要求"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視線不可狂傲向天，不要穿皮衣。站立時要方正，不側身歪頭聽人說話。如果長者拉著自己的手，則一定要用雙手捧持長者之手，以示親密和尊敬；又如跟隨先生外出，"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于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不可隔著馬路大聲與熟人打招呼。如果在路上遇見先生，要快步上前，正立拱手地見過先生。如此等等，《曲禮》中比比皆是。

　　但是，《曲禮》并非只有細微曲折的瑣碎儀節，還提出許多宏觀的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要求，如卷首的"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一語，實際上是提示全卷的思想性，強調一切禮儀必須出于誠敬。又如"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則是說行禮者的思想修養。又如"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以"自卑而尊人"作為禮的原則；并提出了即使是負販者也必定有尊嚴的命題。可見，儒家非常注重禮儀教育的思想高度，著意提升行禮者的內在德性。

　　孝順父母，不能只掛在嘴邊，而是要見諸具體行動。《內則》對此有一系列的要求，如"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意思是說，做子女的，每天天剛亮就應該起床，打掃室內和庭院的衛生，然后洗涮、穿戴整齊，到父母的房門前，和聲細氣地詢問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如果休息得不好，應該找出原因，及時想辦法解決。如果父母父母身上有痛癢之處，則要幫助抓搔，讓他們感到舒服。

　　古代聚族而居，人口眾多，若男女之間沒有一定限制，很可能會出現亂倫之事，故儒家不得不設為"男女之大防"，《內則》對此有具體條文，如"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不使用同一間浴室，不使用同一張寢席，不相互借還物品，不相互混穿衣裳，閨門內的話不傳出門外，外面的議論不帶進閨門，等等。

　　此外，還有許多在禮儀場合的專門用語，如《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由于"死"是很忌諱的字眼，對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天子死要說"崩"，諸侯死要說"薨"，大夫死要說"卒"，士死要說"不祿"，只有庶人才用"死"字。類似的規定很多，都是必須熟悉的常識。

　　再如在禮儀場合執持物品，一定要顯示出內心敬重的不同程度，《曲禮》說："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捧持物品，雙手的高度要與心齊平；如果是提拎物品，則手的高度要與腰帶齊平。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則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如果是國君的器物，雙手與胸口齊平；如果是大夫的器物，則雙手低于胸口；如果是士，單手提著就可以了。如果不了解這些常識，就必然會有失禮的舉止，從而貽笑于公眾。

　　如此等等，不憚繁舉。由于《禮記》是中國古代士人必讀的著作，播遷極廣，所以，《曲禮》等篇的內容作為禮儀常識流傳千年，形成了我國民間的禮儀傳統，對于國民素質的養成和提高，有過十分深遠和廣泛的影響。

二、《顏氏家訓》

　　顏之推，字介，瑯邪臨沂人，《北齊書·文苑傳》說顏門"世善《周官》、《左氏》，顏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辨"。顏真卿《顏氏家廟碑》說顏之推官至北齊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顏氏的生卒年不詳，據錢大昕考證，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卒于隋開皇中（《疑年錄》卷一）。

　　顏顏之推身逢末流之世，國家分裂，兵燹不斷，自己常年漂泊，飽經憂患，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事件，可謂閱盡人間滄桑。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馬之間，沒有機會系統地接受教育，教導他們如何在此亂離之世安身立命、保持節操，成為晚年的顏之推最關心的問題。他以長輩的身份，將自己對人生的理解，以及如何治家、如何為人、如何為學等，結合古今史事，娓娓道來，著為七卷、二十篇，這就是著名的《顏氏家訓》。

　　卷一開首為"序致"篇，講述撰作此書的緣起和主旨。顏氏將自己一生的成就，歸結于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風教，素為嚴密"，家庭禮儀教育非常系統，"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顏氏認為，《大戴禮記·保傅》所記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確的，從帝后開始懷孕，就行胎教之法，"聲音滋味，以禮節之"，使之有好的稟性；及至孩提時代，師保又用"孝仁禮義導習之"；稍長，則教以分辨是非，"使為則為，使止則止"。孔子說"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正是看到了從小培養孩子的良好品性對于人生之路的極端重要性。顏氏說，他撰此書的主旨正是為了"整齊門內，提撕子孫"，為顏氏家族垂范立訓。

　　顏氏注重對子女的教育："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對子女教育的責任在于父母。顏氏十分贊賞儒家的教育方法，"吾觀禮經，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為至矣"，認為古人對每一個儀節都經過精心設計，都賦予了深刻的含意，是非常成功的經驗。但顏氏又指出，禮儀必須與時俱變，因此，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禮儀知識，并在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風操、慕賢等篇中，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問題，今日讀之，依然富于啟迪。

　　除家禮教育之外，《顏氏家訓》還有許多知識性的篇章，如卷六為"書證"，論考據之學；卷七為"音辭"，論聲韻之學；當是顏氏自己在這些領域的學術總結，希望傳之子孫；此外還有書法、繪畫、天算、醫方、琴瑟、投壺等方面的內容。最末一篇為"終制"，猶今之遺囑，要求子女為之簡葬，止用松棺二寸，不用明器等，以此為子孫作則。

　　《顏氏家訓》是我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歷來受到學者的好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譽之為"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王鉞《讀書叢殘》稱贊它"篇篇藥石，言言龜鑒，凡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三、司馬光的《書儀》與《家范》

　　從南北朝到隋唐，知識界都比較重視家庭的禮儀規范，表現之一，就是私家儀注大量出現。這些儀注中，除書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禮儀程式。《新唐書·穆寧傳》提到穆寧"居家嚴，事寡姊甚恭，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但這一時期的儀注，內容都比較簡略，大多屬于個人行為。到了宋代，家庭禮儀開始向社會行為的方向發展。

　　與"獨尊儒術"的兩漢相比，唐宋兩代最大的特點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盛，它有寺廟作為固定的傳教場所，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其理論則是玄妙虛遠。桑門茶毗之法，道士風水之說，風靡一時，鄉俗民風，多被其化，儒家文化受到極大沖擊。長此以往，中國本位文化就有被外來文化替代的危險。為了捍衛本位文化，一些有識之士一方面深入發掘儒家文化，將它發展為一種縝密的理論體系--理學，以與佛教理論抗衡；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禮儀，使之能在社會層面上傳承。

　　宋代學者中最早制訂私家禮儀規范的學者有程顥、程頤和張載等，他們在家庭中實施古代的儒家禮儀，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場，可惜其儀軌都不成體系，也沒有成書。最早編撰成書的家庭禮儀，是司馬光的《書儀》和《家范》。

　　司馬光《書儀》的最大貢獻在于，對繁瑣的古代禮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減。儒家的《禮經》，文古義奧，連古文大家韓愈都說"難讀"，而且儀節繁縟，自古有"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荘子·天下》）之嘆。如果要興復古禮，就必須簡化其節文。司馬光的以《儀禮》為本，芟蕪存要，從中選擇冠、婚、喪、祭四禮作為家庭基本禮儀，同時參酌宋代習俗。既能存古禮之大要，又能與時俱變，極有識見，后世家禮的格局無不仿此。又將公私文書的格式和禮儀用語制為范式，極便日用。《四庫提要》譽之為"禮家之典型"，誠為不刊之論。

　　如果說《書儀》十卷重在家庭禮儀的程式，則《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學》、《孝經》等文獻，論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為尚，總述治家之要。卷二為祖，卷三為父母，卷四、卷五為子，卷六為女、孫、伯叔父、侄，卷七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為妻，卷十為舅甥、舅姑等。行文與《顏氏家訓》相仿佛，談古論今，并廣引《曲禮》、《內則》儀節，以及經史所載圣賢修身齊家之語，夾敘夾議，以"軌物范世"、"遺澤后世"。

　　司馬光將建立和諧的倫常關系看作是治國的不二法門，而禮是最好的工具。他說："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禮。"

　　司馬光認為，處理倫常關系的核心，是要"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他批評許多做長輩的只考慮子孫的營生，千方百計從物質上加以滿足，"今之為后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連坊曲，粟賣盈囤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也。施施然自以為自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則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為身禍也"，"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

　　司馬光反復談到父母如何愛子女的問題："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于不肖，陷于大惡，入于刑辟，歸于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這些問題，顏之推大多已經涉及，而司馬光的論述又更深一層，讀者不妨取來一閱。

四、朱子《家禮》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哲，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學者。朱熹之學博大精深，幾乎無所不窺，但晚年好禮，認為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每每與弟子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希冀興復三代之墜典，大有將禮學作為畢生學術的歸宿之意。他從六十一歲起，開始編撰《儀禮經傳通解》，希望將古今禮制打通，重新打造一個百代不廢的典制。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輟。

　　朱熹認為，社會風氣的不振，關鍵在于禮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嘗習于身，是以長而無以行于家。長而無以行于家，是以進而無以議于朝廷、施于郡縣；退而無以教于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朱熹對司馬光的《書儀》非常贊賞，但又有些許不滿。儒家之禮自古為貴族之禮，是所謂"禮不下庶人"。《大唐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皆煌煌禮典，但多為皇族、品官之禮，庶民不得僭用。對于宋代庶民接受禮的知識水平和經濟能力，司馬光似乎沒有清醒的估計，因此，他的《書儀》雖經刪削，但節文依然比較復雜，堂室之廣、儀物之盛，令人"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因此，《書儀》盡管刊印流傳，但"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難以之通行于尋常百姓家。所以，朱熹打算在司馬光《書儀》的基礎上，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跋三家禮范》）。朱熹在《儀禮經傳通解》中設了"家禮"一門，打算撰寫一部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禮儀。朱熹丁母憂時，曾潛心研究喪禮，并有所著述。但是，朱熹關于家禮的書稿被小孩偷走，不知去向。

　　朱熹死后，突然出現了一部題為《家禮》的著作，共五卷，卷一為"通禮"，說祠堂、深衣之制，后附《司馬氏居家雜儀》。卷二為"冠禮"。卷三為"昏禮"。卷四為"喪禮"。卷五為"祭禮"。另有"附錄"一卷。這部《家禮》以《書儀》為底本，再加刪削，又離析儀文，分別節次，文字簡潔，大綱明了。如冠禮僅存告于祠堂、戒賓、宿賓、陳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見尊長、禮賓等大節目，禮文僅一百五十字。婚禮，《書儀》本諸《儀禮》，猶存六禮的節目，《家禮》唯納采、納幣、親迎等三個儀節。喪禮，《書儀》簡至卅七節，《家禮》再削為廿一節。朱熹的弟子黃干認為，此就是朱熹所作、而被孩童竊走的那部《家禮》，并予以高度評價。他為該書作了序，稱贊此書"務從本實"，"切于人倫日用之常""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從此，社會上每每稱此書為《朱子家禮》。

　　《家禮》一反古代禮書的煩瑣面貌，簡便易行，因而備受歡迎，不斷被翻刻印行。為之作注的有楊復的《家禮附注》、劉垓孫的《家禮增注》、劉璋的《家禮補注》、邱濬的《家禮儀節》等。此外還有各種插圖本、匯輯本，如元代的《纂圖集注文公家禮》，明代的《文公先生家禮》等。明朝政府曾將《家禮》編入《性理大全》，與《六經四書集注》并頒之天下，為后世學者所講說尊尚。

　　到了清代，有一位名叫王懋竑的學者對《家禮》的作者問題提出質疑，他先后撰寫了《家禮考》、《家禮后考》、《家禮考誤》等文章，極論《家禮》非朱子之書，得到了包括四庫棺臣在內的許多學者的首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王懋竑一生崇拜朱熹，對朱熹的學術相當精熟，絕非處處與朱熹立異的人物。王懋竑認定，在傳世的朱子著作中，只有《家禮》及《易本義九圖》絕非朱子手澤。《家禮》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議，無法確指。

五、《家禮》在朝鮮

　　《家禮》東傳到朝鮮半島，是在高麗末期。當時有一位叫安珦的高麗學者，曾兩度出使元朝，到中國購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書等。安珦十分景慕朱熹，家里懸掛著朱熹的畫像；因朱熹號晦庵，他自號"晦軒"。安珦在燕京看到了新刊刻的朱熹著作，知其為孔門正脈，遂逐一抄錄，帶回國內傳播，《家禮》就是其中的一種。

　　高麗末期，盛行了數百年之久佛教漸入衰境，奸僧與滑吏沆瀣一氣，操縱國政，兼并土地，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家禮》傳入朝鮮半島后，為學者普遍推崇，他們身為天下先，希冀以此轉移社會風俗。侍中鄭夢周遭父喪，不用佛門喪禮，而是在廬墓之側立家廟，依《家禮》行喪祭之禮，繼而上書，請在全國推行《家禮》。朝鮮時代初，士林爭相仿效鄭夢周立廟祭祀。太宗初，命平壤府印刷《朱文公家禮》一百五十部，頒賜各司。其后不斷被翻刻印行，在民間廣為流傳。由于政府的提倡、士林的擁護，以及朱熹在朝鮮的崇高聲望，《家禮》被譽為"垂世大典"，"萬世通行之制"。

　　研究《家禮》的論著相當之多，以致形成了《家禮》熱。李德弘的《家禮注解》、宋翼弼的《家禮注說》、曹好益的《家禮考證》、金長生的《家禮輯覽》、金榦的《答問禮疑》、俞棨的《家禮源流》、李喜朝的《家禮劄疑》、柳長源的《常變通考》、金隆《家禮講錄》、裴龍吉《家禮考義》等，都是很有影響的作品。

　　為了使《家禮》平民化，一些學者撰作了便于士庶切用的手本，金長生的《喪禮備要》是其中最享盛譽的一種，"繼《家禮》而言禮者，在我東惟《喪禮備要》為最切，今士大夫皆遵之"。《喪禮備要》僅主于喪、祭，李縡乃以《家禮》為綱，而仿《喪禮備要》體例，又增加冠、婚二禮，題為《四禮便覽》，也在民間廣為流傳。

　　朝鮮半島本無文字，書面語言完全借用漢字表達。但除士大夫之外，一般民眾都不通漢字。于是，世宗大王創制了一種簡單明快的拼音文字，稱為"諺文"。為了幫助不識漢字的朝鮮庶民，而有了宗英鸞、壽文叟的《喪禮諺解》和申湜的《家禮諺解》等，用俚語諺文解釋《家禮》。

　　朝鮮雖然與中國毗連，但風俗相去甚遠，及至高麗朝，隨著佛教習俗的興起，其風俗更是駁雜不一。《家禮》東傳之后，成為朝鮮社會公認的儀軌，柳云龍《家戒》說："文公《家禮》，固是吾東士夫所共遵行。"李退溪、李栗谷等著名學者還仿照《家禮》制定自家的禮儀規范，士林紛紛響應，蔚成一代風氣。朝鮮學者以幾個世紀的時間，堅持不懈地躬行實踐、使朝鮮半島儒風廣被，《家禮》深深根植于社會。誠如朝鮮學者李植所說："禮樂之興，實自我朝百馀年間。大儒繼出，遺文畢集，而后衿紳彬彬。樂節相益，習俗為之丕變。今雖兵戈創殘，委巷治喪之家猶秉朱禮。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疑禮問解跋》）。"

　　《家禮》的推行，從根本上改變了朝鮮的文化面貌，并深刻地影響著朝鮮社會的文化走向，顯示了儒家文化移風易俗的偉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