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為非洲人民無私奉獻

第十四批援博茨瓦納醫療隊預備隊員的課程表，貼在省援外醫療隊培訓基地教室的后墻上；食堂設在福州都市晴空小區2號樓的二樓，宿舍設在六樓。隊員們上課、下臨床、吃飯、睡覺，每天按部就班。

就像是回到大學生活，但緊張程度遠勝過后者。在培訓基地，外地隊員一個月只能回家兩次，一次最多一天。“這批隊員今年2月10日開始封閉式集中培訓，2月至7月底主攻英語，8月初開始，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去醫院臨床實踐，下午學習醫學英語，有兩天晚上還要再強化英語，每周六上午也要上課，學習強度很大。”醫療隊隊長陳烈平說。

更緊張的是隊員們的作息時間——超過90%的隊員每天凌晨1點睡覺，清晨6點半起床，一些隊員更是經常學到凌晨兩三點。

加上集中培訓的這一年，援外醫療隊隊員們要與家人分別3至4年。援外初期，通信不發達，隊員們一封家書要等一個多月，后來逐步有了電話、網絡，與家人的聯系，卻依然只是他們忙碌過后的一點慰藉。

最焦灼人心的，是和家人的生離死別。

第十三批援塞內加爾醫療隊的放射科醫師鄭章和，在臨出國前妻子罹患腦干腫瘤，手術后，病情還未完全恢復，他強忍不舍卻依然踏上援外征途。援外期間，他的老母親去世，得到噩耗，他傷心欲絕，但仍默默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當天傍晚，回到房間后，他忍不住失聲痛哭，宣泄一個游子對母親的深深哀思。

第十一批援博茨瓦納醫療隊隊長高祥勛，至今回想起隊員呂錦明與父親的最后惜別還心疼不已：“小呂父親身患胃癌，臨終前父親急切盼望能見上小呂一面。當時的博茨瓦納沒有網絡，語音、視頻聊天簡直就是奢望。小呂流淚向我講述父女親情，講述她作為護士，曾經無數次護理和陪伴病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在自己父親彌留之際卻不能陪伴在旁的痛苦。后來，我向在博茨瓦納的華商、中資機構乃至大使館求助，最終我們使用大使館的網絡，讓在病床上的父親與遠隔萬里的女兒在視頻里見上了最后一面。那一刻，在場的所有人都潸然淚下。”

對援非醫生而言，還有一種常人不能想象的壓力，就是艾滋病職業暴露風險。

博茨瓦納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國家之一，“ONE IN SEVEN”（每七個人里就有一個）曾經一度是當地政府樹立在機場等交通樞紐的巨幅廣告。這里醫療條件落后，醫務人員嚴重缺乏，18-35歲人群艾滋病發病率高達37%。援外醫療隊隊員們即便是采取了防范措施，依然不可避免地在縫針時被扎，在手術時被病人血液、體液濺到。

“我是我們隊里第一個被針扎到的。當時心就‘咯噔’一下，但因為在工作中，只能先緊急處理一下接著工作。可當晚下班回宿舍，關上門的那一瞬間，恐懼一下子就襲來了。”楊鳳娥回憶，“在檢驗結果出來之前，職業暴露的醫務人員都必須服用抗艾滋病藥物。而服用這種藥物本身異常痛苦。我當時服用了10天之后，全身出現嚴重皮疹。”

不止一個經歷過艾滋病職業暴露的隊員萌生過“如果我感染了艾滋病，就不回國了”的想法，卻沒有一個隊員因為恐懼艾滋病而離開工作一線——一切的努力和辛苦，只為不計回報地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