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網-福建日報4月21日訊(本網記者 閔凌欣)
2013年7月1日,省委、省政府《關于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的意見》正式實施。新政之后,引起社會組織數量井噴式增長,也讓一些深層問題浮出水面。配套政策及相關管理、引導措施該如何跟進?
井噴式增長需引導
“行業規模壯大當然是好事,但不是有了機構就能做好。”一位不愿具名的資深社工透露,此次放開登記限制,一些商業機構渾水摸魚,也登記了一些空殼組織,掛著牌子卻不開展任何活動。他分析:“政府已明確表態,對社會組織以培育和鼓勵為主,今后的扶持力度會越來越大,尤其是政府購買服務,更是一塊誘人的大蛋糕,于是,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琢磨著從中分一杯羹。”
多位業內人士對這種“跑馬圈地”式的搶注表示擔憂。“社會組織要把好準入門檻。”福建省民政廳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專家組成員、福建省致和社會組織孵化與創新中心主任夏晉城說,此前,成立社工組織有個不成文的行規,至少要有1個中級社工師或2個初級社工師。但實行直接登記后,一些不具備條件的組織也注冊成功了,如果不能保證團隊的專業性和服務質量,必然給整個行業的信譽度減分,他熱切呼吁政府在這方面加強督導。
面對社會需求多樣化、多方面、多層次的特點,社會組織逐漸代替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分擔一部分職責,乃大勢所趨。有人把社會組織比喻為政府在社會管理領域的“微血管”,細致入微地延伸到生活的最底層。然而,社會組
織既要滿足公眾的個性化需求,又要獲得政府的認可,并非易事。
“社工是為百姓服務的,然而現在很多百姓對社工的了解一片空白,對他們的服務顧慮重重。”社工高林說,他的團隊曾承接過一個居家養老服務項目,不少老人甚至一些社區干部都對社工表現出不悅:“你們怎么又來了?”在他們眼里,社工是來添麻煩的。
另一方面,購買服務的一些政府部門希望錢投下去,效果立竿見影,這給尚屬起步階段的社會組織造成不小壓力。“項目的實施效果和方案的定位、設計大有關系,很多因素是我們無法左右的。”夏晉城說,廣東省政協曾對社會組織承擔政府轉移職能做過一項調研,結果顯示,該省有能力承擔政府轉移職能的社會組織僅占15%,而在我省,這個比例更低。他建議,我省可向廣東借鑒,建立完善的社會工作督導體系。
消弭質疑,勉力維持,是草根公益組織普遍的境遇。2013年11月16日,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中心調查的“2013年度中國民間公益透明榜單”發布,調查囊括了國內1000家民間公益組織的透明信息,民間公益組織整體平均分僅為26.95,60分以上的機構僅有61家。
“全國的民間公益組織,能生存2年以上的不足30%,福建的兄弟們,不知能不能打破這個魔咒?”公益達人“凡間微塵”在微博中慨嘆,“公益為眾然做公益者寡,私利為寡而行私利者眾!公益之路本就孤單更漫漫修遠,同行之人且行且珍惜!”
“喂奶不足”求新解
“螢火蟲計劃”是2006年8月在福州成立的一個志愿者組織,旨在幫助貧困山區家庭困難而又渴望讀書的孩子。2013年10月8日,它成為新政實施后省民政廳批復的第一個民間助學中心。
“雖然我們在短期內募資的數量沒有大幅增長,但從長遠看,到了某個臨界值,應會有大的飛躍。”螢火蟲計劃助學中心負責人斷竹說。
記者接觸的幾家民間公益組織或團體,雖然結構簡單、流程清晰、做事細致,但由于沒足夠的籌資能力和相對固定的善款來源,普遍處于“喂奶不足”的窘境。盡管新政給了他們獨立法人資格,可在募集資金時為捐贈者提供發票,提供了深入合作的可能性,但要大幅緩解籌資難題,尚需時日。
目前,民間公益資金來源主要有三種:個人資金、企業募捐、從基金會獲取。其中,單純依靠閑散個人資金的,持續運作很難得到保障,要把公益服務終端做大,就須給他們“喂奶”,“奶源”第一是基金會,第二是政府部門購買服務。
對基金會的高不可攀,公益組織“擔當者行動”創始人上官文賓有切膚之痛:“基金會手上有一大批資源等著用出去,與此同時,大量草根NGO們如無頭蒼蠅一樣奔忙于各個能給錢的機構之間,四處碰壁。”他說,新政出臺之前,無論是基金會還是政府部門,都以草根公益組織發展不好為由,拒絕與他們合作,而越是這樣,它就越發展不好。他希望有關部門能助力形成一條健康的公益生態產業鏈,即捐款人理性捐款出錢—基金會透明管錢—公益組織高效用錢。
大多數公益組織都對政府購買服務表示出濃厚的興趣。“做公益就像沖鋒陷陣,雄厚的資金就是我們的彈藥,更何況,用政府的錢,不僅有保障,而且更名正言順。”斷竹表示。不過,當他細致研究完政府購買志愿者服務目錄后,還是慨嘆“門檻”太高,“我們一時達不到信用指標,就爭取不到項目。但如果政府允許我們先拿一些小額項目,做成了,累計信用;做砸了,信用降級,這種動態的管理是不是比一刀切更人性化?”
“其實,許多草根組織的活躍度和創造力相當好,在調動民間資源方面很有號召力,可以彌補政府在處理一些社會公共事務上的薄弱之處。”福建醫科大學社會工作系主任譚衛華教授認為,給草根組織松綁之后,整個社會應真正轉變觀念,讓公益資金更多地向民間公益組織傾斜,并給他們足夠的成長空間。
令人欣喜的是,在社會組織的生產服務鏈上,我省已出現社會組織的多種孵化基地和模式。夏晉城則對北上廣的社會組織孵化基地給予更高的分數,“硬件設施和前提運作資金都由政府投入,再委托給第三方社會組織來做,政府還給他們提供能力培養、資源鏈接、平臺建設等一系列的幫助,扶上馬送一程,非常給力。”
松綁之后,福建草根組織怎樣實現量質齊升?我們期待著相關部門拿出更詳盡的時間表、更務實的路線圖。
編 后
從“能”到“效”
社會組織被譽為成熟社會體制的要素之一,對社會治理,它有天然之“能”。
一方面,隨著社會發展,社會主體分工更精細化,出現了政府由包攬向放權的轉化。社會組織接過了接力棒。
一方面,社會矛盾愈發多元和復雜,社會組織充當了橡皮擦,調節和緩和社會矛盾。
再一方面,時下,對公共職能的需求更加高標準。社會組織在政府與民眾間充當著補丁,遞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
然而,如何變應有之“能”為實有之“效”?這就需要政府與民眾在政策、資金、配套措施、人文環境等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與幫助,在創意與用意上進行更多的創想與設計。如此,才能使社會組織之“能”不再是一廂情愿,而能在各方社會主體的傾力支持下,串起整個生產服務鏈,延展或提升服務的長度、廣度、深度與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