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澤豐

大雪了。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行人們穿梭在凜冽的寒風中，或縮著頭，或把手插進口袋。在遇到我們對抗不了的環境，我們是不是只有退縮？

事情很簡單， 那時我讀小學四年級，一個冬日的早晨，我戴著三片瓦的帽子，把耳朵捂住，帽帶系在頸上，這樣去上學，走在野外的田埂上，就不怕寒風襲擊了。剛到教室，A同學便向我遞來一副三角板，這是數學老師頭一天委托他給我們買的。A同學叫什么名字，我現在忘卻了，只記得他和數學老師是親戚。

我付上兩毛錢，接過他們挑剩的最后一副，到手才發現三角板是壞的，上面有裂痕。這原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那時我太認真，拒收了A同學的三角板，誰知A同學狀告到數學老師那里，數學老師很快來到教室，他走到我身邊，質問：“你為什么不要三角板？”我正起身，還沒來得及回答老師的問題，他卻用寬大的手將我的帽頂一把抓起，我聽到帽子被撕破的聲音。由于帽帶系在頸上，瞬間一條被帽帶勒過的痕跡，在我的下顎清晰顯現。雖然帽子壞了，但是我嚇得不敢出聲，我只有退縮、忍受，耳朵和臉燒得滾燙，同學們停下了讀書聲，個個用眼睛看著我們，我無奈地低著頭。

事情過去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寒風年年到來，又年年離去。為了不讓我的耳朵和頭受凍，父親在我初入小學的那年冬天，特意買了一頂三片瓦的帽子送給我。誰知它伴我三個寒冬之后，卻被數學老師無情地撕破，自那以后，它也早已不知去向。現在回想起當年的那件小事，在我扭曲的心里，我不但不埋怨那位數學老師，反而對他有一種莫名的感激。在那個缺失教育方法的年代，在那個偏遠的農村小學，也許“武力”是最好的教育手段。它著實改變了我對外部環境的抵抗態度，直到現在。

如今，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歷程中,面對強大的外部壓力，更多的時候，我選擇的是沉默。因為那事給了我深刻的教訓，也讓我再也不敢觸碰那些帶有風險的“高壓線”，尤其在我初入社會，我除了肚子里有一點不管用的書本知識，社會經驗一無所有。記得剛到一家企業，我在接受公司理念培訓的時候，授課老師反復強調，要換位思考。我想：換位思考，我做到了，也許我們做到了，但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嗎？這使我不得不又去拷問自己的靈魂。

比如去年冬天到一家公司采訪，得知一位底層的員工為了給同事們爭取一點烤火費，最終卻被老板掃地出門。我本想為他說點什么，但瞬間我又收回了自己的心——他是一個剛走出校門的學生，在上班不到三個月，就走出了他人生中第一個單位的大門。寒風在窗外猛烈地吹著，他走得有些狼狽，令人心疼。

我承認我很怯懦，與這位年輕人相比，遇到對抗不了的環境，我沒有站出來的勇氣。就像在一些會議上，領導一旦定下來的事情，明知不可行，但底下就是沒有半點反對的聲音，日后的“苦果”，問責受痛的又該是何人？

想到這里，我的心又在承受著一種說不出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