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庭槐

1964年春節，是我被劃右派后第一次回到老家來鳳。當時我在恩施碾盤公社小學教書，距來鳳縣城400多里。要走35里細沙河的彎彎山路才到屯堡鎮，坐21公里汽車到恩施城，再行車一天才到來鳳。我給久別的父母帶回一個身體壯實、心地善良的農村兒媳，一個兩歲多的孫子，一個才3個月的孫女。

父母蒼老了許多，都快走完人生的旅程。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養大了9個兒女，并使我們受到良好的教育，還帶大過大姐的4個孩子，六姐的3個孩子，他們終于有了自己的孫子，沉浸在辛酸的歡樂中。父親整天把孫子打個馬馬肩在街上轉來轉去，夜晚帶孩子去看電燈，看南戲，見到老街坊，總是樂呵呵地炫耀：“這是我的長孫，是在恩施工作的老大的兒子，你看，好像老大小時的樣子，這古董勁兒嘛，就像他公公了。”父親對孫子一點也不古董，給孫子吹口哨學各種雀鳥叫，晚上對著燈光用手投影板壁上，有小狗，小貓，雞子打架，逗得孩子哈哈笑。每看到老人這些舉動，心里總有一種說不清楚的苦味兒，只有偷偷抹淚。母親則整天埋怨我們不會收拾孩子，每天不給孩子抹澡洗屁股。她老人家哪里知道，我們不像城里人有空，妻子每天要去生產隊上工，孩子是在她背上長大的，是在土地上亂爬學會走路的，他們不生病，比城里的孩子健壯得多。母親日夜紡棉花，換回了土布，自己染色，給孩子做了紅綠兩色的單衣、夾衣、棉衣，夠穿幾年的了。晚上就坐在我的床前垂淚，談他們二老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是怎樣過出來的，以及我這五六年沒給家里寫信的思念。我仍沒談自己的真實情況，這怎么瞞得過熟悉孩子每個毛孔的母親，她看我腰上胎生的紅斑，摸我手上厚厚的老繭，肩上粗糙的厚皮，頸椎上的肉瘤，捏我那已是四方棱的指頭，那變了形的粗硬的腳板，任母親的淚水在我的臉上、身上滴灑。

我雖工作10年，只在1958年5月上大山頂去改造時給父母寄過20元錢，歷盡坎坷，一貧如洗。這次只圖用力氣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但因家住城市沒什么下力的家務活做，對我這劃過右派勞動改造過的鄉村教師，城里人的重活難活只當喝口涼水。像母親認為最難的活兒是在上10米深的吊井打水，我放下長長吊繩上的水桶，有力的手擺動幾下，桶就會翻下去，用力一沉，就會打滿一桶水，三把五把就提上來了，不要幾分鐘，就把水缸裝得滿滿的。我這當了上門女婿，每晚能用大石磨推3升包谷子的人，在城市的小石磨上去推過年的綠豆皮漿、湯圓漿、沒半天就完成了任務。至于舂碓，更是拿手戲，我只消500腳就可把谷子舂成熟米，一晚上曾給生產隊舂出過200多斤大米，現在來舂粑粑粉子，要輕松得多。母親見我兩只腳換來換去舂碓，手拿長竹竿在碓窩撥動的熟練勁兒，又抹淚了，她知道我這從小念書嬌生慣養的書生，能會這些該要付出多大代價，真是脫胎換骨！父母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的疙瘩柴，在我這大辦鋼鐵中砍過大樹的手上，一個早上就劃完了，還給左鄰右舍劃了不少。然而，這次回老家的最大收獲，是解決了我作為鄉村教師教學中的兩大難題——做毛算盤的主要構件算珠，印刷練習本的木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