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子牛

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方式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不同。——季羨林

二十年前，我曾在北大的學術禮堂聽過季羨林先生的一次文化講座：敦煌學與敦煌教史學。我是沖著“敦煌寫經”去的，但季老在書法上講的并不多，費了諸多周折才弄來的聽課票沒有給予我太多的激情，以至于我中途便退場了，事后悔痛難耐。季老的學術報告豈是一兩次便能深入的。只是懵懂的我此后再沒有獲得此類機會了。但對季老的關注一直投入了很多年：關注他的學術，關注他的生活，關注他的點點滴滴。

有一則故事在北大經典的傳揚著。一次，一位新入學的大學生報到時，把衣著樸素的季老當作了校工，請他照看行李。季老也不解釋，認真地看管著。直到開學典禮的那一天，季老作為北大的領導、著名的學者登上講臺，那位大學生才如夢初醒。如此的善舉，不知感動了天下多少的學子。他寬厚、謙卑、平和的秉性彰顯在他的生活中，也融注在他的學術著作里。讀季老的著作，泛讀是不著邊際的。由此，一些初識文墨的人便借此發揮起來，對他的著作的學術性提出了質疑。著名的畫家、學者范曾先生曾說：“讀過季老《大塘西域記》校注的人，便會知道季老在當今學術界至高無上的份量。國學大師不是哪個人都能獲得的稱譽。”

謙樸的季老面對“國學大師”、“學術界泰斗”、“國寶”這三桂冠，多次請辭，直到96歲高齡時仍堅定地告白人們：“請大家把我頭頂上的這三頂桂冠摘下來”。

一直嚴謹治學的季老，在東西方學、佛學、國學等諸多領域碩果滿枝，可謂是學貫中西、融會古今、德高望重，堪稱名副其實的學術巨擘。每每有人說及此事，季老便謙虛地說：“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么大師？我生的晚，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我不過是個雜家，一個雜牌軍而已。只不過生得晚些，活的時間長些罷了。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部分在學術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里稱得上什么“家”？在如今“大師”洶涌的年代，這種清晰的自省何等彌足珍貴。

古人說：“文章憎命達”。真正做學問的人是不慕名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