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楊九在東莞市厚街鎮一出租屋內，揮刀砍向癱瘓的母親，后用剃須刀片割腕自殺。所幸母子二人均無生命危險。東莞第二市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人員經調查認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為，考慮到楊九只身打零工照顧病母多年，4月3日，對其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4月9日《新京報》）

弒母，原本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然而當弒母與孝子聯系在一起時，又是怎樣的一種現實困境？是怎樣的無奈、無助和無望讓一個孝子選擇了“弒母”？

據報道，事發前的兩個月中，在工地干臨時工的楊九一直沒有什么活做，最難的時候，一天母子倆只有一塊面包，他留給了母親吃。在過去的近三年，楊九母子在東莞厚街一直過著飽一頓饑一頓的悲慘生活。就是如此的特困家庭，從沒人過問過他們的疾苦，更沒人給予過他們幫助。最終，楊九選擇了揮刀砍向癱瘓的母親，他選擇了用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盡孝”，為的是讓母親不再受苦。

在我們當下的文明社會里這是怎樣的一種“諷刺”，然而這樣的故事就真實的發生在了我們身邊，而且這樣的故事并非個案。早在2012年，就曾有過“孝子毒母”的案例，四川“孝子”鄧明建在照顧癱瘓母親18年后，迫于生活重壓，在母親的哀求下喂食母親農藥助母“安樂死”。時隔兩年，同樣的悲劇還在重演，我們不禁要問，何以盡孝會演變為這樣一出出悲劇？

其實，“孝子弒母”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更是全社會的悲哀。當面對重大疾病和意外傷害事件，對于那些基本生活都難以溫飽，又與病魔殊死抗爭的特困群體來說，僅僅依靠家庭的力量往往力不從心。然而在當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大病醫療救治制度尚未全面覆蓋的情形下，他們的人生，注定是悲苦、凄涼的。

試問，如果不是當事人做出“弒母”的極端行徑，如果不是在媒體的持續關注下，我們誰又能去關心這些需要我們幫助的弱者？不容忽視的是，作為流動弱勢群體的一個縮影，楊九母子處在城鄉二元體制中的邊緣位置，他們既無法享受農村的低廉生活成本，也無法獲取城市的公共服務，成為了社會治理的盲點。如果政府有關部門能夠早一點重視這一盲點的治理，如果他們的生存境遇能夠早一點被發現和重視的話，這樣的悲情或許本可以避免。

慶幸的是，楊九母子都沒有生命危險，生活得以繼續，但是他們人生的苦難并沒有終止。雖然目前檢方正為他們申請司法救助基金，鼓勵其重振生活信心，但是他們需要得到更多的幫扶和關愛。

讓老百姓真正能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當下亟需進一步完善社會的養老體制，加強社會救助與養老看病救助等福利保障功能，社會養老和政府養老應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同時，在我們快節奏的生活下，我們是否也該放慢腳步，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多去關注、關心一下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特殊人群，在他們最無助、最無望的時候，伸手拉他們一把，幫他們點燃希望的心燈，讓他們的人生多一些光亮和溫暖。

只要人人都能多一份關愛，我們的社會才不至于陌生和冷漠，“孝子弒母”這樣的人倫悲劇也才不會重復上演。(宿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