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語》中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意思是不該祭祀的那個鬼，卻祭祀它，叫做諂媚；發現大義所在而理當有所作為的事，卻無所作為，叫做沒有勇氣。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兩個小節，彼此沒有多少聯系。有學者做過一些合二為一的嘗試，總歸覺得比較牽強。錢穆《論語新解》說：“本章連舉兩事，若不倫類，然皆直指人心。蓋社會種種不道與菲義，皆由人心病痛中來，如諂與無勇皆是。孔門重仁，乃心教最要綱領。”錢穆從“心教”角度說，似有發明。但是一部《論語》，哪一句不是“直指人心”呢？果真應當這樣理解，那么一部《論語》，也就成為一小節，又何必分章分節呢？

讀陸龜蒙《野廟碑》，有個發現。重讀十遍以上，覺得陸龜蒙是真正弄清楚了“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與“見義不為，無勇也”兩句之間的關系，《野廟碑》就是闡釋這兩句之間關系的一篇杰作。《野廟碑》從“碑者，悲也”起筆，看起來針砭的是“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諷刺的是“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之類的木雕土偶，無非就是“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的主旨——可惜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等你讀到“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之際，不難發現，陸龜蒙矛頭所指，其實是那些現實生活中“竊吾君之祿位”之人，陸龜蒙稱其“乃纓弁言語之土木”。他們“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這種表現，不正是“見義不為，無勇也”的真實寫照嗎？

孔子的這句“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在《論語》中編排在《為政》篇之末。應該說，這不是無心之舉。孔子提倡“為政以德”，強調提高執政者個人素質，更注重培養革新社會政治的新人。作為執政者，既要有“見義勇為”的敏感，更要有“見義勇為”的勇氣。否則，缺少政治敏感，缺失政治智慧，缺乏政治勇氣，無所作為，尸位素餐，“為政以德”就必然只是一句口號。

由此可見，孔子提倡“見義勇為”，主要不是對民眾作一般號召，而是對執政者個人政治素質提出的一種具體要求。后來，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見義勇為”似乎成為專門賦予普通民眾的一種“專利”，一種“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壯舉。這誠然是好事。可對國家與民眾來說，僅這樣遠遠不夠。陳舜俞《都官集》卷六有一篇《說義》，說當時官場之所以缺失“養民之義”“任賢之義”“教刑之義”“財賦之義”“甲兵之義”，就是因為官場無人能夠“見義勇為”，許多人已經缺失“見義勇為”的品格與素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種教訓，何其深刻。

徐三重《信古余論》卷四釋“見義不為，無勇也”，有一句妙語：“‘為’固當‘勇’，‘見’亦須真，故學以精‘義’為先。”這句話，天下“為政以德”的官員應該把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王向東）